相视无言，他们都清楚，现在大明最缺的就是钱。而且更让他们痛苦的是，朝廷虽然没钱，但大同贼寇却财力雄厚。

    大同都督府的政策相对公开透明，他们了解到，大同都督府夏秋两季田赋就超过了150万石，而其他的收入，根据刘南卿的汇报，大概会有300万两左右。一个贫瘠的延安府，税收竟是整个陕西行省的两倍，大明朝廷的两成，大同贼寇搜刮得如此之重，但延安府却是整个陕西的世外桃源，政通人和。

    大同贼寇有什么超乎常人的本事吗？其实并没有。

    他们施政极其简单粗暴，一亩地就征收三成的粮食，严抓商税，再就是建立了一些官办的产业，一年就能搜刮出300万两银子。

    而这些，他们一样都做不到。他们无法从那些王爷大主手里收到足够的田赋，商税也收不到几个钱，甚至连三边总督府做的官办产业都受到本地大族的排挤。

    更让他们难堪的是，大同社还在报纸上嘲讽他们。报纸上写道，大明的王爷、大族士绅，占据了天下八成的土地，但他们却不用交税，只有不到两成的农户，却承担了天下所有的税负徭役，如此不平等，大明的天下自然会衰败。

    杨鹤他们看了，无法反驳，因为这就是真话，他们自己也知道，只是以前装作不知道而已。而现在大同社以延安府作为例子，让他们清楚地知道一个公平合理的税收，能爆发出多大的能量，就好像那个戳破了皇帝新装的小孩一样，他们想装作看不见也不行了。

    杨鹤声音沙哑地问道：“现在到底还能从什么地方弄钱？”

    刘南卿低头思考片刻，道：“大人，现在田赋是不能再加了，再加会有更多自耕农加入叛逆，官办产业短期内也难以筹得足够的钱粮。如今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各县设卡收商税。”

    岳和声迟疑道：“朝廷只怕不会允许，先帝好不容易撤关卡。”

    刘南卿激动地说：“先帝那是被奸臣蛊惑了。农户已经没有粮食了，朝廷还在拼命地收刮，那些商家有钱，朝廷却给他们减税，这哪里是重农抑商，完全是倒反天罡，重商抑农。自古只有农户造反的，还从未听过有商人造反。”

    杨鹤听后，沉思良久，最终下定决心道：“本官这就上报天子，在关中各府各县设卡收税以养军。招抚之事也也马上开始。”

    说罢，他起身走到桌前，拿起笔，准备起草奏章。

    崇祯元年（公元 1628年）10月 29日。

    寒风虽然凛冽，但天空依旧看不到多少云彩，中午的时候甚至能感受到温暖，但这样的温暖却没有人想要，有经验的老农忧心忡忡，连冬天都不下雪，明年的旱灾只怕会更严重。

    三边总督府派出的差役们，脚步匆匆地穿梭在关中大大小小的城池市集之间，将招抚的告示一张张贴在显眼之处。告示上的文字在风中微微抖动，仿佛在向各地起义军传递着朝廷的旨意。

    各地起义军的头领们很快就得知了这个消息。消息如同长了翅膀一般，在农民军的营地里迅速传开，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大部分农民军士兵围聚在一起，交头接耳，眼神中透露出复杂的神情。

    大明立国 200多年，在普通农户心中，大明王朝就是正统的象征。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根本不想造反，只是因为连年灾荒，官府苛捐杂税繁重，实在活不下去了，才不得不拿起武器。如今朝廷愿意赦免他们的罪责，还可以根据军队数量安排官职，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条充满诱惑的出路。

    一些农民军的头领也开始心动了。他们看着手下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士兵，心中五味杂陈。其中一位姓张的头领，坐在营帐中，眉头紧锁，手中无意识地转动着腰间的佩刀。他想起自己当初也是因为家人饿死，才被迫揭竿而起。这些年，虽然带着兄弟们打了不少仗，但每天都过着提心吊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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