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既可以限制流民的活动，又可以极大的强化陕西行省的军事力量，组织士绅大族，才可以战胜大同贼寇。”

    刘南卿、贺函等人，一直以来都密切关注着大同社的一举一动。他们深入了解大同社后，心中的惶恐与日俱增。大同社不过占据了延安一府之地，却能将几十万百姓组织得井井有条，这股强大的力量，让他们每每想来都不寒而栗。

    他们知道依靠朝廷那些欠饷几十个月都未发放的士兵去镇压大同贼寇，根本做不到，那些士兵只会放下武器，投靠大同贼寇，这反而成为了朝廷给大同贼寇输送兵源了，更关键的是这些军户投靠大同贼寇之后，分了田更换了武器装备，打起朝廷的正规军，战斗力更加强悍。

    而将门的所谓的家丁武装也靠不住，杜文焕等人已经做出了惨痛的示范，只能落得个被大同社打得一败涂地的下场。各地士绅编制的少量家丁，在大同社面前更是不堪一击。

    思来想去，从钱财、人口等多方面综合考量，他们发现，有能力与大同社抗衡，镇压大同贼寇的，唯有整个陕西行省的士绅和大族。只有将全省的人力、物力、财力充分调动起来，才有可能战胜大同贼寇，战胜徐晨。

    然而，杨鹤听后，却缓缓摇头：“此乃乱国之策，当年汉灵帝为了镇压黄巾反贼，放开了对地方豪族的限制，结果大汉王朝旋即就被地方豪强的割据势力弄得四分五裂。我大明万万不可重蹈当年大汉的覆辙。”

    的确，历史的教训历历在目。这些有识之士眼光太长远了，大明上下，从朝堂到民间，都清楚放开地方大族武装限制，确实是镇压流民叛乱的有效方法。但这个方法早在千年前的大汉帝国就已用过，其后果惨痛至极，整个大汉帝国被当时的军阀割据得支离破碎。这也是为何明朝直至灭亡，都始终对地方大族武力的限制极为严格，不敢轻易放开。

    反观大清，吸取了大明的教训，太平天国刚兴起时，就放开了汉人武装力量的限制，这才得以在风雨飘摇中苟延残喘了几十年。当然，当年大明朝所忧虑的情况在大清也确实出现了，那些汉人地方武装后来直接割据南方，最终大清也是被这些地方武装推翻。

    刘南卿心中明白，自己提出的这个方略，大概率是无法通过的。但他并未气馁，而是从容地再次从怀中拿出一份方略，恭敬地递向杨鹤：“督堂，这是晚生等人昨夜商议的《治安疏》，希望能给督堂大人一些启发。”

    杨鹤接过这份奏折，轻轻打开，目光缓缓扫过上面的文字。奏折里，三人对陕西当前的局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并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他们认为，陕西目前面临的根本问题在于流民过多。不解决流民问题，就根本不可能平定陕西的叛乱。而解决流民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屯垦，由朝廷出面组织流民在整个陕西府的荒地上进行屯垦。同时，派遣士兵对他们进行训练，让这些屯垦的流民平时务农，战时为兵。如此一来，便可为陕西行省提供几万兵源，同时也能断绝几十万叛贼的支持来源。

    而想要屯垦钱财是第一位的，都督府要在陕西行省建立官营作坊，而刘南卿提出了两个行业，一就是煤矿行业，在整个西安府推广蜂窝煤技术，二就是建立纺织作坊，纺织羊毛布，既可以充实朝廷的府库，又可以打击大同社的经济来源。

    钱财充裕之后，兴修水利设施，以缓解陕西长期干旱的状况。建立专业的打井队，以低廉的价格或者免费为普通农户打水井，从源头上尽量减少新流民的产生。同时，在整个陕西行省大力推广土豆、红薯、玉米等三种抗旱作物，改善当地的农业生产结构。

    实际上，刘南卿他们的这份奏折，基本上是参照大同社的做法。大同社做过的事情，他们也提出要做。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大同社做这些事是由其自身主导，而在刘南卿等人的方案中，这些工程需要朝廷和地方大族共同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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