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自告奋勇:大年初三到她家吃中饭,一个不许缺,还特别关照,乔老爷可以与阿兰一起来。维琪响应,年初四到她家。
我实在为难,三年没有回家,一回家就要带一帮人来给父母添麻烦……可我是个班干部,怎么能做个熊包呢?还未等我开口,戚祯干脆就安排起来,年初五到“文娱委员”家,年初六到小范家,初七到阿兰家……,她们都说好,我也就应了下来,只是心里很虚。戚祯扫了一眼男同学,他们都不做声,蔡同学说:“到时候看看吧。”
火车终于进了老北站。一车困顿疲惫的乘客都像打了强心针,逃难一样从车上乱哄哄地挤下来,大呼小叫地把伙伴们聚集在一起。我的行李是蔡同学帮忙从架子上搬下来,又帮我从窗口递下去的。接着,我们同学们急匆匆道了再见,就各自提着行李,赶去剪票口了。
蔡同学见我左右手各提一只大旅行袋,还背一只小包,摇摇晃晃地走不动。他又转身回来,把自己两只沉重的大旅行袋用绳子绑在一起,再用毛巾裹上,就扛在肩上了,一只袋子靠在前胸,另一只贴在后背,然后腾出了一只手来相帮我提那只重一点的旅行袋。
我有点过意不去,连连说:“我是因为不吃不喝一整天了,一夜没睡,才没有了力气……你们也是……,你快走吧,不用管我……”
他的额头上又冒汗了,但是他还是迈开步子向前走,“跟着,先出站再说。”
我们默默地赶路,追上了前面的同学。直到顺利出站,才看到了许多来接站的亲人们。维琪的弟弟妹妹都来了,他们说已经来过一次,知道这次列车要晚点,回去后又来,可是不准买站台票,说是好几列火车一起到站,人太多了……
我没有人来接,那是因为我怕父母吃不消就没有告诉他们,我决定把兜里还剩下的五元钱用了,叫出租车回家。蔡同学就把我送到了等车点,他就走了。
我突然觉得自己有点疏忽,也有点过意不去:我不是可以让他一起搭乘车的?他帮我提行李,我却只顾了自己……
出租车载我飞快地行驶,一会儿就到了徐家汇。在那个热闹的地方,我看到了一条很大的横幅标语,上面写着“批林批孔批中国最大的儒家周公”……
我心里一阵刺痛,谁都知道这“周公”指的是谁?可我不知觉心里的话就漏出了嘴唇……
出租车司机接嘴说,“他刚逝世,……”
我忘了要谨慎说话,莫谈国事了,马上就带着哭腔说:“人民不会答应的!”
“是的,他是我们人民心里最敬仰的人!”
“他不是病死的,他不是累死的,他是气死的!”我又哽咽了。
“嗯!”
后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悲痛中沉默。到了我家里弄的大门口,司机下车为我开后备箱,帮我拿出行李,可只收了我三元钱,余钱不要了,他说因为我们是有共鸣的人。
弄堂口好几个人围上来看我,突然有人惊讶地嚷起来:“原来是你呀,我还以为有什么贵客来了呢。”
三年多的时间不是可以淡淡抹去的,那些已经长大相见不相识的大孩子们,他们认出了我,我已经认不出他们了,这不打紧,他们欢笑着,飞跑着,去我家报告去了,他们也觉得稀罕,我居然乘出租车回来了……
这事儿,我妈并没有唠叨我乱用钱,还说这样更好,自己累不着,也没有让父母在火车站等一天。当然,因为我上学了,家里的经济也在慢慢改善,小弟弟毕业分配在上海工作,再加上大弟弟的病退批准下来了。我家阳光灿烂起来。
我大弟弟那张嘴在三年里变化可大啦,能说会道,还会吹笛子。看来他想靠嘴吃饭了。
我们在餐桌上,互相地述说着分别三年中的许多故事,都抢着说,一件事往往说了个开头就被别人抢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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