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自己去敬献和吊唁。学校一连两天没有上课,其实也已经上不成课了,领导、老师与学生都一样,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之中。
第三天,所有领导与师生们集中在大灵堂里,跟着收音机的广播参加了全国的追悼会。
播音员带着哭腔的解说,与我们悲切的心在一起缠绕着: “群山肃立,江河挥泪……敬爱的周总理和我们永别了……”
礼堂里的哭声又成了波涛汹涌……
“总理爱人民,人民爱总理……八亿双眼睛都想看一看您,八亿颗心都在为您哭泣……”播音员抑制着她的悲伤,继续努力地为全国人民述说着,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视传播,人们只好在她的言辞里找到那种难忘的画面,“灵车队呀,万众心相随,哭别总理……八亿神州泪纷飞……”
我们还是事后得知,北京十里长安街上,全挤满了人……
“……只见灵车去,不见总理归……”播音员也说不下去了,人们的耳朵里,所有的音波都是哭声……
好不容易,播音员得以控制住了情绪,她哽咽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一滴滴的热泪洒在天安门广场上,一朵朵白花系在天安门前的苍松翠柏上……人们已经把总理的丰碑建造在心上。……”
到最后,有很多人差不多与播音员一起说起来了:“周总理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这是铭刻在中国史册上、中华民族的不寻常的1976年、那一连串的悲痛事件的起始……
我的脑神经记忆被悲痛打败了,后面竟然有点模糊,只记得游老师要我上两天的汉语拼音课。我先极力推脱:我们上海人的普通话舌尖音有力,而团音无力,翘舌音就更不好,哪怕想到要卷起舌头,发音还是很费力,显得有点做作,尤其分不清楚的是前鼻音与后鼻音,那个r化音……
游老师说:“不用说了,我知道你可以。我家里发生了一些事,要我去处理,这是委托你帮忙的。”
听他这么一说,我又义不容辞了。
在高安师范的第一个学期很快过去了。
奇怪的是,我这个学生,在脑海里怎么没有多少做学生的印痕?好像我并没有把精力都投入到孜孜不倦地“啃书本”中去,我还好像依然是个库前学校的老师,忙忙碌碌地排练,下乡筑路劳动,还上了好几节课……但是,我对二班的老师与同学们有着最亲切的,最淳朴的,也是最深厚的记忆。
这一页就那么快地翻过去了……接着,我要回上海了。
前一次回家探亲是三年多之前,故乡的滋味都淡忘了,心里塞满了惆怅,尽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儿童相见不相识……”的疑疑惑惑,真怕家人会“笑问客从何处来?”,那种奇怪的思乡忧愁溢满心胸呢。
而快要临近春节的绿皮火车已是一票难求,我们二班的上海人一起回家,怎么采购那十几张票呢?还好,现在有南昌同学帮忙,他们也是克服了“艰难险阻”,终于帮助我们“抢”购到了最热门的硬席票,使我们一群人,一放假就可以热热闹闹地坐上了火车。
那时候的火车,误点厉害,十四个小时的车程竟然要二十六个小时,甚至三十六个小时。每个小站都停,不断上来站票的人,一会儿车厢里就挤满了,哪怕是厕所,也已成了“小包厢”。
那种“没有吃没有喝,只有那乘客挤上前!”的杂乱不堪现象,我们还是能够忍受的,但是,人的“三急”怎么办?“小包厢”里的人不愿意出来,我们女生几个拼命地钻过密密的人墙,去找没有被占领的厕所,可是没有找到!
谁知在人挤人的混乱中,事故还是出现了,姜同学的车票找不到了!是掉了?还是被盗了?他急得满头大汗,搜遍了所有可能的地方,没有!当然,在这种拥挤的情况下,火车上根本不可能查票,就是怕到了上海,难以混出站去,-->>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