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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家的房子是依在隔壁洋楼旁边另外建造的小楼,没有厕所。之前,有扇小门可以通到隔壁去如厕的。但是,那座洋楼归了环卫所,成了办公楼,于是,不再允许居民进出。没有厕所就成了蔡家最麻烦的事。好在我是个“外地人”,这点儿苦吃得起,还不就是天天倒痰盂罐?只是不习惯在永嘉路上,一个上海的“上只角”,端个痰盂跑几十米远的地方。我感觉一路上都是异样的目光,如芒针刺背。于是,我常会放在晚上去倒。如果蔡回来了,他就帮着我去倒,这又增加了他妈妈对我的不满,老是嘀咕儿子,太宠着我了。可我,一到晚上,我与他两个头放在一个枕头上时,我就开始对着他嘀嘀咕咕,说他爸妈对我处处冷眼。
他的“三夹板”做得真不容易,一声不响,埋头苦干,帮我做了事,再帮父母做事,他家的马桶成了他的任务了。还要照顾小李子。他就这么用无怨无悔的付出,来减少家里的摩擦。
我看着他每天默不作声地辛苦干活儿,就学着把怨言吞下肚子去了。
他呢?还是懂我,说着父母的不容易,也说着我的忍耐的不容易。
什么是婚姻的幸福,我琢磨过,因为在物资上,我要什么没什么,在精神上,我也是被冷漠的那个,那么,我得到了什么呢?
“他懂我,”这是一个非常无价的财富,“他为我常拂心尘,”就是我的另一种精神上的受益。有了这些,我的婚姻没有成为“爱情的坟墓”,因为“懂”,我们最淳朴的感情一直在畅流中。
好像这种“懂”,放在那时的社会上,也一样可以“流通”。他们单位的工会在春节前,评他本年度先进个人,事迹就是:没有将外地女友抛弃。
这种自我修炼来的“幸福生活”,也过得飞快。又一个学期要开始了。
但是,我们与所有新婚夫妇一样,如胶似漆,怎么舍得分离呢?于是,我又写信去请假了。我问了“破案”的进度,并陈述了自己的伤势依然处在不能自理的阶段,也强调了精神上的不能解脱……言下之意……
还好,学校新校长刚进校,一切待兴。而且,校长们还是对我十分同情,这事他们有责任的。公安局那儿也没有新的进展情况。于是,校方又一次批准了我的带薪请假。妈妈是一再感谢我们学校的宽宏大量,“你们的领导真是好人呀!”。
然而,我知道这种求来的一时平静,一时的团聚,对我们来说,根本不是长远之计,我们必须要付出努力,来实现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的目标。然而,怎样努力呢?前面一片茫然。
从学校传来了消息,政治俞老师调回了上海。有两个版本的传说,一是她搞到了人才商调,二是她结婚了,开到了夫妻两地分居的商调。这把我羡慕得不得了。引得我想入非非。还有与我同时留校的达同学,考取了研究生,也回了上海!更是让我“四望起遐思,奔哪却不知。”
不知道是谁提醒了我,我就吵着一定要去上海市府信访办,去找大领导帮忙,给我一个商调的名额吧。于是,大家拗不过我,蔡和妈妈陪我去的。
市府信访办一位同志接待了我。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到亲切和蔼的他,就只想把自己心里的渴望、委屈与不甘都说出来,絮絮叨叨,居然说个没完。
他起先是坐着听,后来就站起来走着听,再后来,眼睛望着窗外听……我终于没有话可以再说了,他才回到桌子前,对我依然脸带公事公办的专业笑容,说:“你不就是想调回上海吗?”
我觉得他太思路清晰,直奔主题而忽视了我表达的许多情感,心里有点迷茫起来,但没有任何理由不点头呀,于是,我默然地点点头,却暗自觉得,我的话已经被他搁浅了,估计不会有下文了。
果然,他说:“这儿是没有任何商调名额的,如果你们已经结婚,就可以向你丈夫所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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