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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廷的沉默，比任何表态都让人不安。

    京师几家田亩众多的勋贵们按兵不动，但是中间层的地主最先扛不住了。

    他们的田产还没多到能和朝廷讨价还价，主要收入来源都是土地，对地租价格和田税最敏感。

    这些家族世代从事土地买卖，早就有土地投资的经验，先抛售一部分，等到土地价格真的大跌，再收购一部分，就能获利。

    而最早被抛售的田亩，也是那些自耕农比较多的村子。

    因为这些土地都是零星土地，往往不能连成片，管理起来麻烦，抛售也容易出手。

    就在京畿暗潮涌动的时候，一股「暗潮」撞进了苏泽的书房。

    看清了黑影，原来是胖鸽子。

    这家夥是越来越嚣张了。

    苏泽还是无奈地掏出米袋，「暗潮」这才伸出脚，让苏泽取信。

    信是从四川寄来的，落款是他的弟子张元忭。

    苏泽拆开信，仔细阅读。

    张元忭在信中说，何心隐已经在宜宾试行了数月乡冶学院和合作社的模式。

    乡学不仅教孩童识字，还教成年人农技和算帐。

    合作社统购统销、提供小额信贷、组织匠人联产。

    更关键的是，何心隐在宜宾的几个村子，通过乡学和合作社，实际上已经建立起了一套村级自治的雏形：

    学董会管村务，合作社管经济，帐目每月张榜，重大事项按户公议。

    村中田亩分布、赋税徵收、纠纷调解，都在这套框架下运转。

    苏泽读完信，好家夥！大明也有人搞乡村建设派实验？

    何心隐在四川做的事情，和他正在京畿推的村公所，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但方向是一模一样的。

    京畿是自上而下的，县衙出面指导成立村公所，贷款来自清丈省出的财政增量。

    走的是政策引导的路子，优点是快、可复制，缺点是容易流於形式，如果县衙只是应付差事，选出来的村董不是真正为村民办事的人，那村公所不过是一块新招牌，换汤不换药。

    甚至给村民头上增加一座大山。

    四川的路，是自下而上的。

    何心隐凭一己之力，在乡村办乡学、搞合作社、推学董会，硬生生从底层长出了一套乡村组织。

    走的是民间自发的路子，优点是有根基、经得起考验，村民参与度高，帐目透明。

    但缺点是太依赖何心隐这个人，他是名满天下的大儒，有名望、有能力、有追随者。

    换一个没有这些条件的人，即便能在别的村子复制这套模式，官府也不会放任他做。

    但两条路指向的是同一个目标，把乡村组织起来，让土地权从私人手里转到集体手里，削弱乡绅对基层土地和人力的控制。

    苏泽想起何心隐此人，办报的时候，何心隐就经常爆论。

    其人的理论，还有一些社会契约论的味道。

    这些理论要是大规模传开，足以动摇整个帝国的统治根基。

    但这个人做事情，却出奇的务实。办报纸、搞乡学、组织合作社，不是光喊喊口号，而是亲身实践，这倒是和自己提倡的实学一样。

    大概这就是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之道」，讲究道理从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来，也要回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

    苏泽提起笔，给张元忭回信。

    他先肯定了何心隐的尝试，然後请张元忭将何心隐在宜宾的乡冶学院章程、合作社的组织办法、学董会的选举规则，详细抄录一份，寄回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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