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不到位，大明的官府力量无法延伸到地方，这些势力就会紮根下来，发展信徒。

    互助、救助、社区管理、教育、治安、医疗，这些问题官府不管，那自然就有别有用心的人站出来。

    无论是符水治病，还是宗教学校，还是宗教互助捐款，这些都是百姓自发抱团互助。

    苏泽联想到草原的情报。

    黄台吉沉迷黄教，大肆建寺供僧，草原的乱局，经济掠夺是表面，精神麻醉和组织涣散才是根本。

    草原已经失去了基层秩序，黄台吉汗失去了野心，只对於维持板升城的繁华感兴趣，不再管理基层的部落。

    黄台吉汗可以缩在板升城内，但是大明总要面对这些问题。

    这一次的宗教问题，和历史上的问题截然不同，要解决这个问题，自然也不能沿用历史经验，即强行扑灭。

    因为苏泽在罗万化的公文中，也看到了这次问题的新变化。

    总而言之，就是「去中心化」。

    他意识到此次宗教问题与以往不同。

    以往的宗教狂热，往往都是来源於统治阶层的宗教狂热。

    比如三武灭佛之前，都有佞佛的皇帝，同时也诞生了很多佛道大师，大量人才进入宗教体系，为了特权或者单纯是减免税收，信教人数急剧膨胀，最终导致统治者无法忍受，开始灭佛灭道。

    但这一次，并非僧道主动大规模传教。

    按照罗万化的公文中所说，京师的着名佛寺道观，并没有参与这些宗教狂热中，有些寺院反而因为历史上的灭佛教训，不敢轻易扩张，反而关闭门户，不随便发展信徒。

    这一次的狂热，百姓因社区纽带松弛，自发寻求精神寄托。

    京师的坊巷间，家庭佛堂、私设道坛悄然增多。

    邻里以「共修」、「善会」名义定期聚会。

    这实质就是城市化中旧有宗族解体後的替代性社区组织，这也印证了苏泽之前的观点。

    黄教与西洋教的传播也呈现此特点。

    多在亲友、同乡小圈子内秘密进行，官府自上而下的登记、限制难以触及此种家庭化、地下化的网络。

    苏泽只觉得「历史」当真喜欢用「比兴」这种修辞，黄台吉自上而下强力推行黄教，结果加速了社会分裂，如今京师的情况恰恰相反，是自下而上的需求汇聚，同样埋下了分裂的种子。

    在确定了原因之後，苏泽开始思考如何破局。

    这样的家庭教会，显然不能只靠礼部发文、兵马司清查，关键在於填充基层的权力与组织真空。

    他提笔在罗万化的公文上批注，核心是「以实学社学代私坛，以坊巷公议代善会」，即用世俗官方的基层组织取代地下宗教的社区功能。

    具体而言，苏泽提议恢复唐宋的里坊制度。

    大明是没有里坊制度的。

    因为汉唐的都城，其实是一座军事城市。

    大唐长安城的里坊，就是长安城最基层的军事和政治单元，唐代的里坊都是有围墙的，每天还要锁上出入口实行宵禁，一个里坊内有专门的集市，也有专门的工匠。

    大唐长安城的里坊，就是大唐长安城内的一座座小碉堡。

    这也是唐代长安城屡次陷落却能很快恢复繁华的原因：唐代皇帝逃离後，叛军攻入城中一般只会占领宫殿和官署，里坊则会以自身为碉堡自发保护家园。

    这时候的叛军要抢劫里坊，就要在长安城和这些守卫家园的民兵打巷战，这还不如抢劫宫殿府库划算。

    但是宋明的城市已经和汉唐不同了，京师固然还有军事功能，但更多是一座政治和经济为中心的城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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