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察院平日监察百官，如今自己派的御史却连实情都查不清，岂非耳聋眼瞎？」

    户部紧跟着上疏：「周弘祖暗访所揭，介休票号与县衙勾连盘剥，如此大弊，明察御史竟丝毫未觉。都察院选人、督事之责何在？」

    工部、刑部也纷纷附议，话里话外直指都察院失职一一明察的看不出问题，若非暗访揭露，朝廷岂不被蒙在鼓里？这监察之权，究竟还能不能信？

    面对这样的攻击，副都御史海瑞冷冰冰的抛下话：

    「御史亦是人，人或有失察。然制度既在，失察者自有律法惩处。」

    海瑞的意思很简单，考核都察院的是六科给事中，既然王、韩二人办事不力，那自然要交由六科给事中调查。

    也亏着如今执掌都察院的是海瑞，总算是暂时压住了反对声浪。

    只不过在都察院内部，有关王韩二人的问题，御史们也爆发了激烈的讨论。

    王国光的争议还好。

    王国光向张居正靠拢，本身就支持一条鞭法，他去介休就是带着预设立场去的，到了地方又只听信官员和士绅的汇报，这是御史本职工作的失职。

    对於追责王国光，都察院内并无异议。

    但是韩楫的事情又不同了。

    韩楫的工作也是很细致的，他和吴县的工厂主和雇工都有接触，他的奏疏所言的也都是真的，吴县县令，确实是挪用了本该徵收的商税，来保障折役银的徵收。

    如果说，介休的事情好定性，就是一个坏人假借正确的名义，通过错误的手段，达成了一个错误的结果。

    可吴县呢？

    是一个正确的目标，通过错误的手段，达成了正确的结果。

    遇到这样的事情，朝廷要如何处理？

    那韩楫的汇报也没有不当的地方，顶多说倾向性比较明显，如果因为这个被追责治罪，那都察院谁还敢办事？

    紧接着，讨论的圈子又扩大了。

    这两份奏疏，两份密奏公布之後，加上介休和吴县这两位县令实在是太有「新意」，对於事件的讨论开始扩散。

    各大报纸也加入了进来。

    而报纸的讨论话题，也很快从单纯的吏治问题，扩展到了更深的话题。

    比如「徭役」到底是什麽？

    首先发声的是《江左雅报》。

    这家报纸的笔杆子多出身江南传统士绅，维护的也是原本大明的那套乡土秩序。

    所以《江左雅报》的立场最为激烈。

    其头版社论题为《役有常经，不可妄改》。

    文章开宗明义，引用圣贤之言，强调「古者使民，岁不过三日」，力役之徵本是「王政之常」，目的在於「明上下、均劳逸」。

    文章认为，将力役折为银钱（代役银），已是权宜之计，意在「便民输纳」。

    但吴县蔡言所为，竟允许工坊主为雇工代缴，并以此抵扣商税，这彻底动摇了根本。

    「此例一开，力役之徵名存实亡！」文章痛心疾首地指出，这会导致两大恶果：

    一是混淆了「四民」本末，商人竟可通过银钱彻底免除国家正役，长此以往，谁还安心务农？二是官府征役的权力被「售卖」给私人，朝廷威严何在？

    至於介休的乱象，文章则一笔带过，归咎於「吏治不修，宵小作祟」，认为整顿吏治即可，无需质疑代役银本身。

    《江左雅报》是老生常谈。

    但是这一次，一向比较温和，而且紧跟着朝廷主流舆论的《商报》，却刊登出一篇爆论！

    这篇文章，开头就提出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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