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雁门去往太原的道路上，西北勤王大军浩荡向南，他们要到太原补充一批军资，然後沿着汾水继续南下，目的地为东都洛阳。

    也是在这一路，赵怀安等人将襄州防线崩溃的原因才弄明白。

    要晓得襄州所在就是古之襄阳，当年诸葛武侯写《隆中对》时，就将襄阳作为克复中原的基地。从这里北上南阳，左可从商山道入关中，右可进入汝州进入洛阳。

    可以说，襄州有危，两京震动。

    也因为此，此前一直避战的王铎就算再跑，也不敢放弃襄州，与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就地构筑防线。同时，朝廷那边也非常着急，不断将中原的精锐支援到襄州。

    包括此前在王郢之乱中阵斩王郢本人的前蛹桥镇遏使刘巨容，他也因此战功封明州刺史，後升迁楚州团练使。

    其人本是庞勋旧部，麾下都是善战的徐州军老卒，因其精锐也被王铎看中，将之调至行营为司马，检校右散骑常侍。

    而除了刘巨容之外，还有此前的淄州刺史曹全最，其人也是此前的昭义军节度使曹翔的父亲。和其子早逝不同，曹全最倒是老当益壮，统领一支精锐骑兵前来襄州，隶在王铎帐下。

    一开始，双方也在荆门一带发生激烈战事，互有胜负，但很显然，之前就是叛党出身的刘巨容并不真热衷於破贼。

    此前有一次大胜，他本该乘胜逐北，可建功立业。

    但刘巨容却止步不前，让草军从容撤走，之後军中就开始流传了一句话，据说就是这个刘巨容说的。他说：

    「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存将士，不爱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贼以为富贵之资。」这句话很明显就是要养寇自重，但可怕的是，军中各将都听了这话後，却没有一个不认同的。再加上此前黄巢传发的那封檄文上写着：

    「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

    这直接就将各藩的那最後一点心思给摆在了台面上了。

    而这些异动和流言蜚语，王铎不是不清楚，可他自己都没有什麽军威，甚至连之前被褫夺贬斥的宋威都不如。

    而宋威的下场又进一步加深了刘巨容那话的正确性，使得王铎做再多，也解决不了这里面的信任危机。如此下来，别看王铎在襄州聚集数万兵马，但真正能信任的也就是淄州刺史曹全最。

    也因此，王铎投桃报李，将曹全最表为天平军节度使，兼东面副都统。

    此前的东面都统可是高骈，但很显然，高骈的避战，尤其是他上书给朝廷的书信所表现的保守，让朝廷对高骈再不敢视为唯一希望。

    所以当王铎的上表送来後，朝廷当即将曹全最任命为东面副都统，以节制正在赶赴襄州的感化、泰宁、宣武三军。

    再加上，他自己手上的五千天平军，朝廷几乎将东方能调动的兵力全部调了过来了。

    可见朝廷对於襄州防线的重视。

    甚至，在北面，朝廷还为了安抚赵怀安，将其封为淮西郡王，并招抚了李国昌、李克用父子，让西北诸军南下中原，作为第二梯队。

    如果时间站在朝廷这边，真给赵怀安、宋建带着西北大军抵达中原，那局面可能真就大不一样。可正应了那句，什麽是气数已尽？那就是明明也做了努力，可最後的功亏一篑却是一场意外。原来，按照当时的布置，东方诸道兵应该会在汝州集结。

    汝州是襄州的大後方，也是洛阳的门户，将这里作为後备兵马的集结地，非常恰当。

    但这个计划在执行的时候，却出了乱子，而惹出乱子的，正是素来桀骜的徐州感化军。

    当时有三千徐州兵先行出发，然後就路过了许昌，而恰好当时天色晚了，所以就先在许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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