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是个很难说清楚的事。应该说，傅斯年从没做过什么对不起李方桂的事，两个人又都是品学出众之一，但是，李方桂好像就是看傅斯年不怎么顺眼。

    过去，关于李方桂对自己的不满，傅斯年或许有所察觉，或许没察觉到。但经历过这次事后，傅斯年应该能有所感觉。

    但傅斯年此人最可贵之处在于，即便是经过这样的不愉快，并没妨碍他对李方桂一如既往的支持、重用和尊重；更没有妨碍他高度评价李方桂是‘少数民族语言学之父’，是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开创者。

    而李方桂虽然没怎么看好傅斯年这个人，也不妨碍他在很多方面对傅斯年做出客观的评价。比如，他常说，傅斯年这个所长从不干预他的学术研究，在史语所他一直可以做他想做的事。须知，对于研究学问的学者，这一点至关重要。

    南迁到昆明不久，傅斯年就兼任起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代理所长。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创立于1918年， 是以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和培养研究生为主的学术机构。

    1920年公布的《研究所简章》， 规定了研究所的性质是“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ar (研究班) 办法， 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 。

    卢沟桥事变后，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一切活动便被迫中止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 日本在对中国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 也不断进行文化侵略。 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人灌输“中日亲善”“日满华一体”之类的奴化思想， 否定中华传统文化， 破坏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

    为应对日本的文化侵略， 南京国民政府训令各教育和科研机构， 尽力迁入西南和西北的大后方， 继续发展中国的科研和文化教育事业， 同时， 为弘扬爱国主义、提升民族自信心，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 通过弘扬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 培养国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

    1938年教育部专门颁布了《修正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 再次重申了大学研究院“为招收大学本科毕业生研究高深学术”设立研究所的必要性。

    此时， 政府将出国留学也纳入为抗战服务的政治战略内， 该年颁布的《限制留学暂行办法》规定：无论公费留学还是自费留学， “一律以军工理医各科有关军事国防、为目前急切需要者为限”。

    这一政策的施行， 使大学毕业生在国内继续研究学习的人数显著增多， 客观上增大了研究所的社会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 因战乱一度停顿的各高校研究所纷纷恢复活动。

    北京大学迁至昆明后， 教学、科研工作开始步入正轨， 但是文科研究所却迟迟不能恢复。因为按照教育部颁布的《修正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规定， 研究所的存续需要同时满足“经费充足”“图书仪器丰富”“师资优越”三方面的条件。

    而北京大学除师资优越外， 其余两条均难以达到要求。当时北京大学条件极差， 教室连课桌都没有， 图书毁于战火、设备就更谈不上了。至于经费，连维持本校的日常运转都很勉强。也就是说，单纯依靠北京大学自身的力量，恢复文科研究所，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无论从国家文化建设的大局出发， 还是为北大自身学术发展考虑， 恢复文科研究所又势在必行。

    北京大学是运气的， 这时候，恰巧中央史语所迁至昆明， 与北京大学等高校成为邻居， 从而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恢复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做为中央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抗战前在北京大学任教，无论身在何处，傅斯年可谓一直心系北京大学。

    抗战爆发后， 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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