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次子，梁思成的弟弟。

    民国四年（1915年），梁思永考入清华留美班。民国十二年（1923年），梁思永赴美国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此间曾参加过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并对东亚考古学做过特别研究，如早期著作中的《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一文，除高瞻远瞩地深人分析有关资料外，还明确指出“……殊无理由原封不动地搬用西欧的型式学和年代学。假若将来的研究显示出该地的一种特有的文化顺序，也不会太出人意料之外吧”，这一科学预见，已为后来的考古发现所充分证实。

    留学期间，梁思永为了解国内考古情况，曾一度回国，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所担任助教。

    在此期间，他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整理李济一九二六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出土的部分史前陶片，对万余片陶片进行了深入分析，写出《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一文。

    虽然缺乏能够复原的完整器形，还是就陶片的质地、口沿、器底和柄把的形式分类叙述，对于它们在地层中的分布、变化作了详细的统计，并用图表予以表示。在肯定西阴村和仰韶村属于同一时代的遗存外，梁思永还指出仰韶村的若干器形（如三足鬲和镂孔高圈足豆）不见于西阴村，后来的发现证实，上述陶器为较晚的龙山文化所有。这是最早的一份田野考古分析报告。

    尽管所分析的仅限于一个探方的陶片，但整理、分类、统计以及对比研究的方法，都具有示范的作用，对后来考古报告的编写也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以类型学的方法研究古代器物，在中国近代考古学著作中应属最早的代表。

    民国十七年（1928年）九月，梁思永回哈佛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第二年的十二月，梁思永在美国完成了他的另一篇力作《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 此文于1932年载于《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

    梁思永在这篇文章中将亚洲东部地区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分为南西伯利亚群、华北群和印度群，指出它们之间的异同及有待解决的间题，认为没有必要照搬西欧的考古方式，如果东亚有新的文化顺序，也不足为奇。他的预言后来被考古发现所证实。

    关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他将其分为中国和蒙古的北方群、印度支那的南方群和日本与朝鲜的外围群，并指出它们的特征与有待解决的问题。梁思永在文中着重提出了研究方法的间题，一个是叠压地层的问题，第二是分区研究的必要性。前者在后来研究后冈遗址时用于揭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及殷商文化的文化顺序，后者应用于分区研究龙山文化。这篇文章是中国近代考古研究工作者对以上研究方法的最早的论述。也是中国考古工作者对大范围内进行对比研究的第一篇论著。

    一九三零年，二十六岁的梁思永留美归来，加入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

    刚到“中央史语所”不久，梁思永即投入了“中央史语所”的“东北考古计划”。因为一九二四年时法国学者德日进曾在赤峰林西发现过一处新石器遗址，梁思永的首选目的地便锁定在了那里。就在整装待发之际，通辽一带突然暴发鼠疫，阻断了行程。恰巧此时，中东铁路的俄籍雇员路卡什金在黑龙江的昂昂溪附近又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梁思永立马决定改道，即刻北上。

    在昂昂溪，梁思永发掘了二百块陶片、一座墓葬及十余件骨器，并从地面采集了一百多件石器和一件陶器。加上路卡什金先前采集的石器、骨器、陶片等七百多件，共出土标本一千多件。只是因为天气骤然变冷，发掘工作在进行了三天之后被迫停工。于是，梁思永取道通辽，一路南下，将工作计划重新拉回到了林西。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进行了一趟极为艰难的跋涉，在后来的调查报告中，梁思永回忆道：“这惨黯的境况不但使我们精神感受极大的打击，并且增加了许多行旅的困难。一路上人-->>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