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气相投的人，自然组成一个留学生群体。

    开始，大家经费不十分紧张，常在一块吃饭、聊天，刘半农虽然带家，但也经常参加。倘国内有相识的或不相识的友人到了英国，他们便要聚在一起，当起东道主，或请吃饭，或陪同游览。

    一九二一年蔡元培到欧洲考察，来到英国后，这些人更是全程接待。傅斯年和刘半农还一起陪同蔡元培，参观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

    此前，傅斯年在给蔡元培的信中也特意写上:“半农先生在伦敦，常相见。均好。”

    傅斯年和刘半农同在伦敦大学学院就读，两人所学专业不同，志趣也有很大的不同。

    傅斯年涉猎甚广，对心理学、化学、物理学、数学、医学都有很浓的兴趣，也都下过工夫。他刻苦学习，意在用西方科学知识和理论充实自己，提升自己的境界。

    刘半农留学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拿到博士学位，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学业上的刻苦努力。他的兴趣也很广泛，且在很多方面都有天赋，但最感兴趣的是语言学。

    他有学习语言的天赋——精细的耳朵，对声音的敏感，也有积累——他在北大曾讲授音韵学、文字学。到英国之后，他泡在伦敦大学语音室里，刻苦努力。一年后又到法国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从事研究，借助先进的实验条件和研究方法，很快就进入佳境，开始撰写汉语四声方面的著作。

    傅斯年对刘半农的研究表示了很大兴趣和有力支持，并且贡献了不少意见。

    本来，傅斯年对于语言学就有很多思考，他后来从事史学研究，成立学术机构，无论是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还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都把历史和语言绑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他对语言学的兴趣和见解。

    对此，刘半农感受很深，他常和傅斯年讨论他的研究课题，有进展收获就说给傅斯年听，请傅斯年分享和评论，有困惑疑难找傅斯年讨论解决。

    在好朋友面前，傅斯年不客气，不藏掖，十分坦率地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有些意见给刘半农以启迪，启发了他的思考，助他进入一个新的境域。有些见解与刘半农的研究思路相左，于是他们便辩论、争吵。

    傅斯年和刘半农都是直性子，都是性情中人，信口直言，毫无隐饰，情感丰富，易于冲动，缺乏自我控制能力，傅斯年在这方面更为突出。

    有时争得太激烈，两个人都想说服对方，又都说服不了对方，暴躁起来的傅斯年，常常挥拳动粗。

    刘半农虽是江南才子，但性格上更有北方人的豪爽。鲁迅曾说他“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

    当傅斯年的拳头打过来后，刘半农也挥拳相迎，于是从语音比高低演变成比谁的拳头硬。只是，打过之后，谁也不计较对方，很快就和好如初，更加珍惜相处的情谊。

    刘半农去世后，傅斯年曾深情地回忆他们同学共读的经历，具体情形虽细述不多，但打架的事却特别提及。很明显，这打架给他留下的不是交恶，而是美好的回忆。

    刘半农留学期间著有《四声实验录》，完成于一九二三年，此时他已经在法国巴黎大学读书，研究。他特意跑到伦敦，请傅斯年给他作序。

    按照傅斯年的说法，刘半农的著作是专门名家的书，请他这个外行人作序，有些不妥。而且他年龄比刘半农小，资历比刘半农浅，一再推辞。

    刘半农却不以为然，一再坚持，常常催促。因为他们常在一起交流，刘知道傅斯年既不像他说的外行，也曾经贡献过许多宝贵的意见，只有他清楚著作的成书情况及其意义。

    傅斯年推辞不过，只得依从。他集中精力写了一篇较长的序文，洋洋洒洒，将刘著的特色、价值、贡献、研究方法、学术地位等给予全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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