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散文家归有光、姚鼐，别人总是疑惑不解，想不到胡适也是这个观点，这不是找到了知音？

    编好《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又写了读后感：“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倘见其成，则大幸也！”

    在1917年2月份的《新青年》上，陈独秀作为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在急先锋胡适写出《文学改良刍议》后，他唱和胡适写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正式吹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陈独秀写道：“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在文章结尾，陈独秀疾呼：“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胡适和陈独秀未必能够想到，《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引发了一场意义深远的“白话文学运动”。

    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今呻.吟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记者末学不文，何足以言此?然年来颇于此事再四研思，辅以友朋辩论，其结果所得，颇不无讨论之价值。因综括所怀见解，列为八事，分别言之，以与当世之留意文学改良者一研究之。

    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一曰，须言之有物。

    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今人徒知“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而不知言之无物，又何用文为乎?吾所谓“物”，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之说也。吾所谓“物”，约有二事：

    (一)情感“诗”序曰：“情动于中而形诸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吾所谓情感也。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今人所谓“美咸”者，亦情感之一也。)

    (二)思想 吾所谓“思想”，盖兼见地、识力、理想三者而言之。思想不必皆赖文学而传，而文学以有思想而益贵，思想亦以有文学的价值而益贵也；此庄周之文，渊明、老杜之诗，稼轩之词，施耐庵之小说，所以绝千古也。思想之在文学，犹脑筋之在人身。人不能思想，则虽面目姣好，虽能笑啼感觉，亦何足取哉?文学亦犹是耳。

    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禾农)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此文胜之害，所谓言之无物者是也。欲救此弊，宜以质救之。质者何?情与思二者而已。

    二曰，不摹仿古人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

    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司马迁、班固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试更以韵文言之：“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三百篇之“诗”，一时期也；屈原、荀卿之骚赋，又一时期也；苏、李以下，至于魏、晋，又一时期也；江左之诗流为排比，至唐而律诗大成，此又一时期也；老杜、香山之“写实-->>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