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不是这么回事，一旦形成制度后，想要升迁的官员们便热衷于平级调动官职，平均每个职位待不到半年，便调到一个新职位上。这使得大部分官员根本无法做出什么实绩，反而是在毫无意义的调动上虚耗时光。而真正做实事的人，如刘羡当年在夏阳，之所以迟迟得不到晋升，理由就是位资不够。

    如今卢志主张推行的九班制，便是要彻底取消这种位资制，从三个维度进行考核：分别是考勤、考清、考绩。

    考勤最为简单，晋朝官场上不务正业者甚多，往往十日有五六日不到府衙。卢志为杜绝这股风气，要在所有府邸实行考勤制度。即凡是一年无故缺勤三十日以上者，列为下品；三十日以下者，列为中品；无缺勤者，列为上品。

    其次是考清，这便是考察官员的清廉程度。自从曹魏以来，官场上已无所谓贪污一说，因此官员之间随意侵吞公款，搜刮民脂民膏，已然蔚然成风，行贿受贿，更是家常便饭，但卢志对此是深恶痛绝。他立下规定，吞并公财者为下品，官俸之外，另有所出者为中品，唯赖官俸者为上品。

    最后便是考绩，也就是考察官员们的本职工作。卢志将职官分为诸如谏官、法官、军官、学官、市官、史官、屯官、医官、选官、检官等十五类，每一类都有不同的实绩考核标准，最后综合确定地方长官的业绩，合称为“十五善”。

    如此考核下来，卢志将官员的业绩分为九班。位于下三班者贬官乃至论罪，位于中三班者平调或者留职查看，位于上三班者予以升迁。

    不得不说，卢志主持的这三项新政，甚合刘羡心意。这都是他在晋朝官场上看到的沉疴积弊，自己一直有心解决这些问题，但对于如何形成新的制度，他只有大概的想法，而无具体的思路。而刘羡的身边，大多也是军略或民政方面的人才，很难有这种高屋建瓴的智慧。如今有卢志主持新政大局，很多问题便迎刃而解了。

    新政实施下来后，朝野上下虽有一定怨言和阻力，但一年下来，整个巴蜀官场的风气大为扭转，无论是效率还是廉洁，都要明显超过以前。许多原本隐居的巴蜀隐士，因此称赞说，国家颇有新朝气象。如龚壮、谯秀等此前不受征辟的名士，眼下更是响应太学的邀请，前来成都担任博士，讲经教学，一时学风大盛。民间甚至有百姓说，当今政治，可追比武侯时期了。

    而这一次东征荆州，正值新政实施的关键时期，尤其是第一次全国考课正在进行，刘羡不想因此而出现意外，以致于扰乱新政。故而刘羡做好打算，在东征期间，朝中大事可一并交给卢志处置，力求新政顺利推行下去。

    他对卢志交底道：“这一次出征，与我同行的，不只有杨难敌、张光两位都督，还有尚书令（李矩）、中书令（李盛）、太尉（何攀），以及李凤、陆云他们，都会随军东行。朝中大事，包括北面大事，宁州诸事，我都交给你与越石一起主持。”

    刘羡如此安排，不可谓不用心良苦。如此多的重要人物随他东行，名义上无可厚非，是为表明东征荆州势在必得。但实际上达成的效果是，成都朝堂为之半空，几乎没有人能与卢志相抗衡。而唯一留下的元老，与卢志共同执政的司隶校尉刘琨，又是卢志的连襟，有他帮卢志活动关系，可极大稳定卢志的地位，减小他施政的阻力。

    只是此事不好在朝堂上或宫中议论，所以刘羡此行特地前来卢志府上，与他面谈交接，表明决心。

    卢志自然明白其中深意，大为感动下，他竟主动向刘羡请命道：“殿下，臣有一个不情之请，还望殿下恩准。”

    这还是卢志第一次主动向刘羡提出请求，刘羡奇道：“哦？子道但说无妨。”

    卢志拱手道：“殿下，臣家大郎（卢谌）粗通文武，还望殿下征其入牙门，为东征略尽绵薄之力。”

    刘羡与卢志对视一眼，顿时明白了他的用意。卢志心中到底是有傲气，他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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