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知道自己身份敏感，如果锋芒太露，恐怕会遭人嫉恨，于是推辞了刘羡赏赐的金银，转而要了成都角落的一座宅院，以做思静姿态。

    而范贲虽无献策之功，但此行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招抚诸夷，联和西羌，与天师道的大力支持离不开关系。叟夷重鬼神而轻生死，有天师道在一旁宣扬天意，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削减叟夷的抵抗意志。因此，作为天师道的领袖，范贲功劳在诸战将之上。不过，刘羡此前已经进位其为侍中，实权上无可加封，便进位其为世子太保，以此来彰显亲近。

    文硕位列第三，他为人沉默慎言，但胆大细心，且积极向刘羡表忠。刘羡对其极为欣赏，故进其为护军将军，领羽林中郎将，让他担任自己的禁卫，掌管牙门勇士。

    张宝位列第四，他随文硕攻打牦牛，后面抵御大军冲击时，又主动行险，击退象群，也算是一员猛将。刘羡事先和他约好，要将他提拔至镇将。但这待遇显然是过甚了，不能服众，但刘羡既然与他有约在先，也不好否认，此时便授予其虎贲中郎将一职，行镇将事。等将来他再有一定功劳后，再行转正。

    相比之下，郭默这次南下，因为长期护卫刘羡左右，除了最后一次大战，没有多少露脸的机会，功劳自然也不算突出。不过累功升迁，还是升为了建武将军，算是让他得偿所愿了。

    霍彪则升任护羌中郎将，他有丰富的与夷越相处的经验，刘羡打算让他以现有的部曲为班底，重新招揽一支西羌军。这一次南征，刘羡最印象深刻的，还得是越巂边界的西羌人，他们居住在高原极寒之处，穷山恶水，因此颇为吃苦耐劳，也善骑马，刘羡以为可以作为一处可用的兵源。

    除此之外，其余将领也论功行赏，颁赐不等。由于此次缴获极多，连带着朝中百官，军中士卒，基本都有些许赏赐。或是金银，或是牛羊，算是重新建国以来，朝中第一次给足了物质奖励。

    而在刘羡离开的这大半年，在李矩与刘琨的主持下，朝中的事务也都在正常运转。在天师道的配合下，原定的修缮水利、劝农复耕、检查户籍等事，多卓有成效。

    在未统计宁州户口的前提下，可知益州共有户三十四万，口一百五十二万又七千。这个数字当然不准确，此时的巴蜀尚未完全消弭境内的流民，士族中也未彻底清查隐户，但这一数字已持平于元康五年的数据。可以说，远远出乎朝廷的预料。

    毕竟益州连遭大乱，按照众人估计，这六七年时间，至少向宁州以及荆州出流了三十万左右的人口。能有这份成绩，可以说，检籍不是失败，而是大获成功了。

    但仔细分析其中缘由，其实也不难理解。自从魏晋以来，基层制度已经濒临瓦解，想要检查户籍，需要本地大族的配合。而司马氏又多用当地士人为官，这就相当于自己查自己，本地士人当然乐得少报户口，以此少交赋税，再加上巴蜀还有天师道参与隐户，司马氏的户籍数目能有实际上的一半，就算是上苍保佑了。

    而刘羡此前入蜀，从河东关中带来了近二十万人口。之前的战乱中，汉中又收敛了数万关陇流民。加上仇池的羌氐也计入了人口，同时又获得了天师道的支持，这才有了如此成功的一次检籍。

    因此，即使刘羡承诺今年的田租减半，但赋税还是极为可观。就账册上来说，收上来的粮米有三百万斛，绢两百万匹，虽然尚不如冀州富裕，但无疑也是九州前列了。待到明年，宁州稳定后，也能交上赋税，想必国力能更上一层楼。

    当然，这其中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就比如刘羡此前心心念念的推广《子雅律》一事，可谓收效甚微。事实证明，让一些人学习念书，可能比杀了他们还要难受。各地派来学习新律的功曹，能够达到要求的人很少，即使通过了，在地方上也有抵触情绪，推广不开。

    又比如刘羡注意到，留守成都城内的军纪似有些废弛。大概是自己不在，朝廷官员都忙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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