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上次那个小包间，还是上次的菜，还是上次的酒。

    “昨天我和我弟弟聊了很长时间，这些年，他一直都没有放弃调查，根据他的调查结果，那一背包的现金，是他那个同学故意留下的，目的就是栽赃陷害我父亲，迫使我父亲离开领导岗位，因为，我父亲挡了某些人的路。”

    邵建义对宋思铭说道。

    “这就说得通了。”

    宋思铭微微点头。

    前几天，和邵建义聊完，他特意搜了搜十几年前，那起贪腐大案，除了邵建义的父亲邵佑康，剩余被处理的，都是通讯运营商的领导。

    这些运营商领导的罪责也很明确，就是收受供应商，也就是日联股份的贿赂，然后释放大笔手机采购订单给日联股份。

    但邵佑康所处的位置，与日联股份是没有直接交集的，理论上，日联股份送钱也送不到邵佑康那里。

    所以，宋思铭也推断，这是典型的栽赃陷害。

    “挡了谁的路？”

    宋思铭问邵建义。

    “万家。”

    邵建义回答道。

    “万家？”

    宋思铭当然听说过万家。

    万家老爷子和叶家老爷子叶智山，以及齐广太的爷爷齐永年，当年可是一个级别的。

    而且万家的第二代，也都非常争气，除了老四万立冬经商，其他三个都从政，且身居高位。

    “具体是怎么回事？”

    涉及到万家，宋思铭的好奇心也被勾起来了。

    “当时国家正在发展新一代的通信标准，我父亲作为分管副部长，希望搞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研标准，而万家则是倾向于，引起国外现成的通信标准，双方存在严重分歧，万家曾数次游说我父亲，希望我父亲能转而支持国外标准，但我父亲不为所动，然后，我父亲就出事了。”

    邵建义讲述道。

    “这样吗？”

    十几年前，那场通讯标准之争，宋思铭也有所了解。

    那时候正从2G向3G迈进。

    1G时代是AMPS模拟通讯标准垄断市场，2G时代则是GSM对抗CDMA，以上这些通信标准都是国外的标准，所以，在1G时代和2G时代，我国的通信产业，始终受制于人。

    没办法，标准都是人家制定的，你只能被动挨打。

    但从3G时代开始，我国的自主通讯标准TD—SCDMA登上历史舞台，但三大运营商中也只有一家，使用了自主标准，另外两家，还是引进了国外的标准。

    结合邵建义所说，宋思铭可以想象，当时的自主与引进之争，是多么激烈。

    不然，最后也不可能是一个国家，三套通信标准。

    “邵总，你说的这些，是全凭想象，还是有明确证据？”

    宋思铭问邵建义。

    “不是全凭想象，但要说足够明确的证据，也没有。”

    邵建义告诉宋思铭，“我弟弟那个同学名叫耿怀乐，耿怀乐曾经找过我弟弟，道歉并坦诚一切，按照耿怀乐的说法，他那一背包的钱，是为了救他的父亲，才放到我们家的，他的父亲是手机制造商日联股份的高管，当时因为行贿被抓，有人找到耿怀乐，说只要耿怀乐把那一背包的钱放到我们家，其父就能被释放，耿怀乐当时也只是个高中生，救父心切，也没想其他的，就照做了。后来得知我父亲被双开，不久后忧郁去世，耿怀乐也很是自责，最终承受不住良心的谴责，才找到我弟弟。”

    “难道唆使耿怀乐往你们家放钱的是万家？”

    宋思铭怀疑地问邵建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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