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后世人本能认知的情况,在当今汉室成为了现实。
即:占据最高的社会地位、掌握最多的社会资源以及财富,并且拥有最为丰富的政治人脉的一批人,居然成了这个时代,最缺钱的一批人。
说得再直白点就是:彻侯贵族,成了当今汉室最缺钱、最需要钱的人。
底层民众缺钱,终归只是缺几个月的口粮,千儿八百钱的事儿;
能搞定就能吃饱肚子,搞不定,也不过是吃几个月野菜,熬过去也就过去了。
商人缺钱,也不过是却一点本金、资金流,搞定了能做大生意,搞不定,大不了今年少赚点,回头攒够了钱再做大生意。
但彻侯贵族却不同。
彻侯缺钱,那是真的马上就得解决,但凡解决不了,那就要得罪人!
比如太后诞辰,功侯没钱送礼物,但凡最终没送成礼,那太后就要在心里默念一句:谁送了礼我不知道,谁没送我可是门儿清。
更让功侯贵族们难受的是:他们,已经是这个时代最有钱、最富有的一批人了。
没有人比他们更富有,也就没有人,能帮助他们度过缺钱时的难关。
于是,一个在后世,只属于底层民众的目标和格言,却成了这个时代的贵族专属。
搞钱。
无所不用其极的搞钱。
不惜代价、不择手段的,搞到尽可能多的钱,为的,却只是维持在长安长期居住的开销。
上文中提到,功侯贵族,本来就是这个时代最富有的人,很难再找到比他们更有钱、收入更高的人,来解决他们‘缺钱’的困境。
于是,过去几十年间,功侯贵族们大规模绝嗣除国、因罪失国的原因,也在这一刻得到了逻辑闭环。
——为了搞钱,功侯贵族们无所不用其极。
而在这个时代,对于掌握社会资源、财富,乃至社会地位的贵族而言,不择手段四个字,几乎只与违法犯罪划等号。
对于封建时代予取予求的功勋贵族而言,只有违法犯罪,才足以被称之为: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比如,诸侯王们耳熟能详,且讳莫如深的:役使国人过律。
在诸侯王看来,这个罪名很恐怖,诱惑力也只是一般——顶多也就是白嫖劳动力的时间久一点、人数多一点,根本无法为自己带来多大好处,却又会为自己招致极大的风险。
属于绝对的低回报、高风险。
但对于功侯贵族而言,却又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在诸侯王认知中,役使国人过律之所以‘低回报’,是因为诸侯王有其他收入来源。
诸侯王国,和长安朝堂一样,可以向治下子民收取农税,作为国家运转资金;
诸侯王本人,也和长安天子一样,可以将子民上缴的口赋,纳入自己的诸侯少府,作为自己的私房钱、体几钱。
有钱,且有稳定而又庞大的收入来源,诸侯王们财大气粗,自然就看不上役使国人过律,能为自己带来的那仨瓜俩枣了。
但彻侯勋贵们,却只有封国租税这唯一的稳定收入来源,且收入极低。
哪怕是自有汉以来,满共就出现过四家的万户侯,一年所得也不过粮食十万石,作价数百万钱;
寻常彻侯,食邑不过三两千户,年的粟三两万石,卖出去连一百万钱都换不回来。
这就使得诸侯王眼中,低回报、高风险的役使国人过律,却成了彻侯勋贵们赚外快的不二选择。
——虽然不同于诸侯王,对自己的封国有绝对意义的掌控,但彻侯勋贵们,也同样能在一定限度内,影响自己封国所在的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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