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失望。张居正并不任人为亲，最典型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他的同科进士，时任湖北巡抚的汪道昆。他的确凭着张居正的关系，从地方的抚台升任为兵部左侍郎。张居正让他去蓟镇巡视边防。每到一处，这位汪侍郎第一件事就是拜会当地的文人，吟诗作赋，极尽风雅之能事。回到京城后，他呈给皇上的巡边奏疏，是一篇字斟句酌的美文。美则美矣，却对蓟镇边防的情况语焉不详。张居正看了很生气，在奏疏上批了八个字：“芝兰当道 ，不得不除！”意思很明显，你即便是一株美丽的芝草兰花，却因为长错了地方而不得不除——路是用来行走车马的，而非园圃。于是，汪道昆被皇上下令致仕，回到歙县老家，当了一名真正的吟风弄月的诗人。另一个例子是，仍为张居正同科进士的王世贞，他本想依靠张居正的关系谋求升官，但张居正觉得这位同年虽是名满天下的诗坛领袖，但并不具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才干，所以拒绝让他担任要职。王世贞因此记恨在心，他在晚年写了一部“嘉靖以来首辅传”，对张居正褒少贬多。他说“居正天资刻薄。好申韩法，以智术取下”。在张居正同时代中，除了这部书，另有他的前任高拱写的《病榻遗言》，也是对他多有中伤。

    重用循吏而疏远清流，这是张居正的一贯主张，也是值得肯定的用人之道。但恰恰这一点，他得罪了读书人。乃至在他死后，一些清流竟然配合豪强集团，对张居正横加指斥，大肆挞伐。这不是张居正的可悲，而是民族的可悲。黎东方先生的一段话，道出了个中奥妙：“中国的社会，尤其是在明朝，是一个只讲私情，不讲国法的社会。谁要执法严明，谁就免不了得罪人。官位愈高，得罪人的机会便越多。想升官的升不到官，怕丢官的丢了官，说人情的说不到人情，借钱的借不到钱——如何不恨？恨张居正的人，实在太多了。”

    五

    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六月二十日，享年五十八岁。 在他之前的一连五位首辅，没有一位死在任上。张居正真正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死，对朱明王朝来讲，是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但是，直接从张居正推行的改革中得到实惠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却并不这样认为。张居正出任首辅时，朱翊钧才十岁。一应国家大事，全凭张居正作主。张居正的角色，类似于摄政王。随着朱翊钧逐渐长大，特别是十六岁大婚之后，亲政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加之他生性喜爱钱财，为花钱的事，屡屡与张居正发生龃龉。久而久之，他由当年对张居正的言听计从变为内心厌恶。张居正死后不到一年，朱翊钧即开始了对他的清算。家产被抄，爵秩尽夺，家人死的死，谪的谪。朱翊钧本还想开棺戳尸，在众多大臣的力谏之下，才罢止了这个念头。自此，人亡政息，

    仅仅两年时间，万历新政带来的中兴之象，便消失净尽了。好货的朱翊钧，又上承他的祖父世宗，开始了横征暴敛，国事越发地縻烂了。在他主政的最后十几年，内忧外患一直没有停止。朱明王朝，终于在他死后二十四年彻底地崩溃了。

    张居正死后的数百年，围绕他展开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每遇国难之时，总有睿智之士感叹“世上已无张居正”；而遇太平顺境，便有人站出来替皇权讲话，斥张居正是“威福自专”的权臣。平心而论，张居正是爱权力，有独操权柄的嗜好。但更应该看到，他决不是那种以权谋私的人，他利用手中的权力，确确实实为国家，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

    张居正死于京城，遗体运回江陵老家安葬。当年他的葬礼十分隆重，享受到赐祭九坛的规格，可谓达到人臣之极。但仅仅一年后，墓庐尽毁，并从此以后再没有修复。1966年，早已沦为荒坟的张居正墓也没有被红卫兵放过，终于开了棺，扔了尸骨。四百年前的万历皇帝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在毛****支持的红卫兵手上终于做成。同在1966年，万历皇帝尸骨亦被红卫兵举火焚之。朱翊钧与张居正，这曾经是亲密无间的君臣、师生，尔后又成为明代昏君与明臣的两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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