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观众的态度十分接近。这种由特殊的社会政治空气决定的剧场心理气氛，古今中外曾一再出现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生动地记述过他的剧团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前夕上演易卜生的名剧《斯多克芒医生》的情景：

    在著名的喀山广场大殴斗发生那天，我们正在彼得堡巡回演出，上演《斯多克芒》。前来看戏的观众是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其中有许多教授和学者。我记得坐在正厅里的几乎全是白发苍苍的老人。由于那天的悲惨事件，观众极为激动，他们抓住哪怕是最微小的关于自由的暗示，对斯多克芒的每一个抗议字眼都有所反应。而且在剧情进行中，往往会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爆发出一阵有倾向性的掌声。这是一次政治性的演出。观众厅里的气氛激昂到这种程度，仿佛每分钟都在为停演和被捕而准备着。

    检查官们在《斯多克芒》每场演出时都到场监视，只许我，扮演主角的演员，按照检查通过的台词来讲，如果我讲出一句没有获得通过的台词，他们就要来找我的麻烦。这天晚上他们对我的监视更加严格了，我不得不加倍小心。角色的台词经过多次改动，忽而删掉，忽而又添上，这就很容易说错，或者说出多余的东西来。在最后一幕，斯多克芒整理着被群众捣毁的房间时，在一片凌乱中找到了前一天出席大会时所穿的那条黑裤子。看到上面撕了个大口子，斯多克芒便对他的妻子说：

    “一个人出去争取自由和真理的时候，千万别穿好裤子。”

    剧院的观众不由得不把这句话同白天在喀山广场上发生的大殴斗联系起来，在那里大概也有不少好裤子为了自由和真理而被撕破了。这句话才一说完，观众厅内便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表演只好停了下来。有几个人还离开自己的座位，光脚跑到前面来和我握手。

    观众原是一些不善于激动的白发学者，在特定的社会空气下竟会激动到这等地步。从以上记述中可以看出，观众情绪的集体性，不仅表现在显而易见的地方，而且也表现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最微小的关于自由的暗示的所在”。这说明，观众的群体，并不因成分复杂、人数庞大而表现得迟钝，也不仅仅只能取得粗框架上的一致。“只有一颗心的多头巨人”也会是极其灵敏的。

    如果说，以上两例是在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产生的，那么，人们发现，即使不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大多数观众的集体性也依然存在，而且也可以表现得非常强烈和一致。例如，1939年春天，挪威国家剧院到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访问演出，演出的也是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当时当地并没有太明显的社会政治触发剂，但观众席里的情景竟是如此：

    观众不仅疯狂地喝彩，还用脚跺地板，并且把椅子摇得嘎嘎作响。

    显然，一种对妇女社会命运的共同关注，被演出提挈起来了。

    维也纳旧格剧院

    观众与观众互相传染、互相影响的问题，越来越引起艺术家们的注意。他们发现，戏中可笑的内容，总有几个观众首先感应到并发出笑声。尤其那些微妙的笑话，最早领悟的观众总是少数。他们的笑声提醒了邻座，使更多的人获得了理解，爆发出笑声。即使有一些并未真正理解的观众，也被周围的笑声所融解。这样一来，那几个最早发出笑声的观众又会有新的兴奋表情加入，借以表达对自己“先觉”的满足。就是在这种互相递接中，观众间取得了一种平衡和统一。奥·威·史雷格尔曾论述过这种现象，他说：“这时每一个人看见周围的人和他自己同样受到感动，彼此原来素不相识，一下子变成莫逆之交了。”他还把这种集体性的感受力和反应力描述得非常神奇：

    多数人彼此之间这种外显的精神流通，几乎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它加强了平时总是隐藏起来或只向密友才倾吐的内心情感。由于这种精神流通，我们对它的有效作用已深信不疑。在这么多的同感者之中，我们感觉到自身的强大，因为所有的心灵与精神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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