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

    我给！

    经费拿来，情报嘛，九假一真、九真一假的情报，咱们可以无限供应嘛。

    可这些考虑他偏偏还不能对钱大姐明说。

    “重文同志，”张安平抛出了早就构思过的话语：

    “这不是冒险，这是必要的手段——你应该记得抗战爆发后，军统在沦陷区的活动吧？”

    “如果不提前掐灭这个苗头，假设到时候顽固派流亡海外，然后凭借在国内攫取的巨额财富支持特务活动，会对我们造成多么大的损失？”

    这句话让钱大姐不由陷入沉思。

    抗战之初的特务处及后来的军统，在沦陷区的活动力度真的不弱，也给日本人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当然，军统这一套重行动轻情报收集的行事风格下，代价也是肉眼可见的大：

    很多时候，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乃至自损一千三。

    如果未来的国民党特务，在新生的中国的大地上这么搞……

    钱大姐相信这肯定不能长久，因为我们不是日本鬼子，我们始终跟人民站在一起，而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下，特务们的活动，迟早会被淹没、最后归于无声。

    可代价呢？

    一枚炸弹，就能让无数人修建的桥梁变成废墟；

    一次破坏，就能让一个生产的工厂停工；

    一次蓄谋的暗杀，就能让一个热忱的同志倒下！

    想到这些后果，钱大姐不由沉思起来。

    张安平并没有“乘胜追击”的去打扰钱大姐的思考——钱大姐是一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面对具体的权衡，她一定会做出符合人民利益的选择！

    许久后，她目光灼灼的看着张安平。

    “是我欠考虑了——你的建议非常对！”

    “可是，你觉得成功率呢？据我所知，国民政府，怕是更倾向于以破坏为目的的特务活动吧！”

    首先，国民政府早在抗战时候，就被戴春风“养成”了这种习惯——军统的体系中，行动特务的升迁，往往快于情报特务的升迁，话语权更是远高于后者。

    而这，正是因为抗战期间军统的风格所决定的。

    而军统一次次的敌后军事行动，也让国民政府养成了这方面的“癖好”。

    人都有路径依赖，到时候流亡的顽固派，肯定会习惯地选择旧路。

    其次，破坏往往比情报搜集更容易看见成绩，而在政治中、在职场中，肉眼可见的“看见”，往往比踏实苦干的老黄牛的维护，更容易被青睐。

    张安平无疑是“逆天行事”，这成功率，高吗？

    “我不知道。”张安平第一次给出了一个无法估量的回答，可却异常的掷地有声：

    “但我选择尽所有的努力去做这件事！”

    钱大姐沉默。

    看着张安平，她仿佛又看到多年前那个让自己总觉得不靠谱的年轻人。

    她见过张安平的稚嫩——在关王庙培训班时候，带着学生们破坏了党务处行动、救了自己和老岑；

    见过张安平的“野心”——才到上海执掌一个完全由新人组成的情报组，却敢谋算上海区区长；

    也见过张安平的“狠辣”——为了彻底的让碾压党务处，两度把自己置身在险地之中，饱受摧残；

    更见过张安平的智计百出——日军前脚偷袭珍珠港，他后脚就把上海租界的外资银行悉数洗劫，更是敢虎口拔牙，在上海组织起义，千里奔波杀回国统区。

    而现在的张安平，却如大多数的共产党人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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