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江湖地位越来越高，寺庙建筑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其间又有佛法的起落兴衰，各个时期的情况亦不大相同。自汉明帝时摄摩腾、竺法兰弘扬佛教，建大孚灵鹫寺开始，到南北朝时期，五台山已建寺二百多处。周武灭法，五台山和其它地方一样，寺庙毁灭的情况十分严重。隋初，又复建寺庙，佛教再兴。在佛教极盛的唐代，五台山寺院多达三百六十多处。唐武宗会昌灭法，五台山佛教随入中落，寺庙减少。宋、辽、金、元各代，虽屡有修建，但由于战乱毁坏，未能尽数复原。到了明代，佛教再兴，五台山重修和创建寺庙院庵多达百余处。清代以来，随着喇嘛教传入五台山，有的青庙改为黄庙，并新建黄庙，出现了青黄二庙各具特色，汉、藏、蒙、满各族僧众和睦相处的佛地风貌。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正确贯彻宗教政策，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先后拨出大量资金维修和翻修寺庙。僧人也以庙养庙，用布施钱币补塑圣像。重修殿堂，整饬寺宇。“信手拈起一茎草，总是金毛狮子威”，五台山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五台山，高齐时为北方地区研习《华严经》的中心。唐代高僧澄观将华严字发展到巅峰，曾为七帝之师，被敕封为“教授和尚”、“清凉国师”等等，尊为华严宗四祖。华严宗的真正兴旺光大，是在澄观时期。《华严经》中叙述文殊菩萨的说法道场在东北方的清凉山。五台山不仅位于唐都长安的东北方，也在佛教发源地古印度的东北方。山内气候岁积坚冰，夏仍飞雪，曾无炎暑，与《华严经》所说吻合。凡此种种，五台山佛教便请文殊菩萨东来定居，改称五台山为清凉山，尊为中华大地上文殊菩萨携带家眷、游行居住、演教说法的道场。其后，又对文殊菩萨展开详尽的研讨，使文殊菩萨的形象不断高大丰满，最后上升为“七佛之师”、“三世诸佛以为母”。成为各民族佛教信徒最崇拜的佛教神，五台山也被尊为“金色世界”、“清凉净地”。五台山佛教在学习、继承古印度佛教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国情，创立了不同于古印度佛教的菩萨信仰，并从佛学理论与佛教实践的结合上，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对四大名山的最终形成，起到了典型示范作用。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具有鼎足轻重的影响力。

    五台山地处长城脚下，位于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交界地带，历来受到封建王室的极端重视。从北魏孝文帝在山内建立避暑胜地开始，隋炀帝、宋太宗、元英宗、清圣祖、清高宗等都曾驾幸五台山。至于历朝历代皇帝、皇后遣使礼扎五台山者，更是从未间断，数不胜数。翻开五台山各大寺庙史册，第一页上总是赫然书写着“敕建”二字。达官显贵，纷纷效仿。文人墨客，挥笔吐情。佛门常会龙门客，禅林时集翰林人，就是五台山历史的真实写照。正因为如此，五台山佛教以其在中国思想史中的特殊位置与功效，于北方地区民族团结融合问题上一直产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长城是民族对抗的产物，则五台山佛教就是民族融合的象征。

    五台山，一直是名僧汇粹的地方。东晋高僧慧远，就诞生在五台山东麓的原平县。北魏时期的昙鸾、灵辩、令休、法聪、嘉福；北齐时的刘谦之；隋代的惠龙、解脱；唐代的道宣、窥基、慧祥、澄观、法照、鉴真；宋代的慧悟、成觉、善慧；金代的苏陀室利、慧洪、法冲；元代的八思巴、胆巴、真觉、了性、弘教、海云大士；明代的大宝法王、妙峰、憨山、紫柏、镇澄、释达也失、如馨律师等等，这些中国佛教史上的名师巨匠，或出生在本地，或在山内居住多年，或终身修持山寺，皆对五台山佛教的建设作出了卓越杰出的贡献，甚至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巨大作用。

    五台山在中国佛教中的显赫位置，使得不少国外佛教信徒慕名而来。盛唐时期，五台山成了国外信徒留学听经的高等学府。唐以后，国外高僧仍然不断朝拜巡礼五台山。五台山佛教以旺盛的生命力，不断向外扩散着影响。唐贞观年间，新罗王国的高僧慈藏来五台山参学。回国后，在朝鲜半岛开辟了五台山。以中台的真如院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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