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涉及到新的学术成果，肯定是重新修改文章以及引用。

    这种改动，也是需要编辑跟作者沟通，随时跟进，并不是编辑想改啥就能随便改的，越是大牛越不愿意别人改动自己的稿件。

    河姆渡遗址的发掘涉及到考古学术成果，这个方面，张闵作为助手肯定是两眼一抹黑，就算刘北汜先生也没有苏亦专业，只能他跟进。

    此外，文章还涉及到商承祚先生的《长沙古物见闻记》，里面有《楚匏》一则：“二十六年，季襄得匏一，出楚墓，通高约二十八公分，下器高约十公分，四截用葫芦之下半。前有斜曲孔六，吹管径二公分，亦为匏质。口与匏衔接处，以丝麻缠绕而后漆之。六孔当日必有璜管，非出土散佚则腐烂。吹管亦匏质，当纳幼葫芦于竹管中，长成取用。”

    同样可惜的是，这件楚匏已经损毁，没法验证，如果做吹管的葫芦确实是用套管之法长成的，那至少在两千年前已经直到用模子来范制匏器了。

    遗憾的是，王世襄在文章之中，也考证不出来哪一个聪明人，想出一个奇妙的方法，把初生的嫩匏纳入范中，使它长成各式各样的器物。还说，天然果实而形态方圆，悉随人意；不施刀凿而花纹款识，宛若雕成，真可说是巧夺天工。

    文章引用的文献，如果能够找到文献资料，苏亦都会追一去查证，免得出现错漏，找不到资料的，也只能作罢。

    此外，还要到故宫库房去寻找合适的器物拍照，不然，文章只有文章而没有配图，是不圆满的。

    拍照的活，也是以苏亦为主，张闵顶多是帮忙，他对匏器不了解是其一，不会拍照是其二。

    苏亦挑选了一圈，才选定拍照目标。

    比如“康熙缠莲寿字匏盒”、“康熙唐人流水诗八方形匏笔筒”、“乾隆匏桃”、“康熙六瓣云纹匏盌”、“乾隆缠莲纹匏盖罐”、“乾隆八仙人物匏瓶”、“道光蝠磐纹漱盂式葫芦器”等等。

    这些玩意，都是经过他精心挑选的清宫典藏匏器配图。

    这种工作，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并且还很琐碎。

    当然，这也是他过来故宫实习的目的之一，要不是刘北汜先生认可他的学识，这种事情，他想干还没机会呢。

    可不是每一个来故宫实习的实习生都有资格自由进入故宫库房。

    因此，苏亦很忙。

    毕竟，他也不只是负责王世襄的文章校对跟配图。

    其他人的文章，他也需要负责校对跟配图。

    比如一位叫做郑里的先生，就专门写了一篇《明清档案》，内容很是直白。

    对方是故宫明清档案部的工作人员，也就是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的前身，此时还没从故宫博物院独立出去。

    因此，对方也属于院内专家，之前苏亦撰写故宫学的文章涉及到明清档案部分，也曾经请教过对方，不算太陌生。

    相比较王世襄的《谈匏器》，这篇文章更多是介绍明清档案及其价值，是一篇概论式的文章。

    郑里是当前国内极少关注故宫明清档案的学者，因此，他的文章也不需要引用其他文献，利用故宫明清档案部的文献资料直接就开写，校对起来也相对容易。

    又因为是院内研究人员，沟通起来也方便很多。

    此外，让苏亦印象深刻的则是耿鉴庭先生，他既是耳鼻喉科专家又是医史学家、还是文献学家。

    那么这位先生跟故宫有什么渊源呢？

    为什么刘北汜先生会跟他约稿？

    这要从老先生在医史方面的贡献说起，他开拓了以文物考古为基础的医史学研究新途径，从而丰富了医史学的内容。

    在他担任BJ医史学会主任委员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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