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一遍，没有说话，只是把手机还给他。

    韦伯转向的消息比他自己预想的传播得更快。一周后，曼因斯坦收到了七封来自不同国家实验室的邮件。最引人注意的一封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发件人是神经性疾病部门的项目主管，邮件的标题是：“关于您的最新发现，NIH希望组织一次专题研讨会。”

    曼因斯坦把邮件给杨平看。杨平几乎没有犹豫：“你去吧。”

    曼因斯坦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他知道杨平是在把聚光灯让给他。杨平对这些确实没有兴趣，不是故作清高，是真的觉得不重要。学术会议的荣誉、国际认可、行业地位，对他来说一文不值。他更在意的是实验设计是不是够干净、数据是不是可重复、机制能不能讲通。至于谁去做报告、谁去领奖、谁的名字排在前面，他不在乎。

    “好，我去。”

    飞往美国的航班是红眼航班，曼因斯坦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睡了一会儿，醒来的时候看见窗外的云层在晨光里烧成一片金红色。他拿出笔记本电脑，把PPT从头到尾过了一遍，改了几处措辞。

    到达NIH的当天下午，报告被安排在最后一场，四点半开始。会场很大，能坐三百人左右，陆陆续续坐满了。来的不只是NIH内部的科学家，还有从周边大学赶来的，哈佛、约翰·霍普金斯、宾大，有人开了三个小时的车。

    曼因斯坦走上讲台。没有客套，没有寒暄。他打开第一页PPT。

    “今天我要讲的内容，概括起来是一句话。脊髓损伤可以修复。不是可能，不是也许，不是‘在动物模型上观察到’，是可以！我有人类患者的临床数据。”

    台下有人交头接耳。

    曼因斯坦按了一下翻页笔。屏幕上出现了陈建国站立在平行杠中间的照片，两条腿稳稳地踩在地上，双手扶着杠子，目光看着前方。

    “这位患者，胸髓第五节完全性损伤，伤龄十一年。术后第四十周第一次独立站立。现在术后第五十周，能站立五分钟以上。不是靠外骨骼，不是靠电刺激，而是损伤的神经得到了修复。”

    台下安静下来。

    曼因斯坦把所有的数据讲了一遍。M7的电生理记录、M8的组织学切片、M21的单细胞测序结果、陈建国的脑脊液检测报告、感觉平面下降曲线、肌力恢复时间线、站立时长变化图。每一张PPT他只用几秒钟翻过去，不是敷衍，是因为所有的关键数据都在图上，白纸黑字，不需要多解释。

    讲完之后，问答环节，有人举手。

    “曼因斯坦教授，你们的样本量是多少？一例人体试验的数据，能得出脊髓损伤‘可以修复’的结论吗？”

    曼因斯坦看着提问的人：“不能！一例不能。但一例可以证明这件事值得继续做。如果没有一例，就不会有很多例。这只是一个开始。”

    又一个人举手：“你们的机制研究还没有完成。因果关系还没有被严格证明。在因果关系被证明之前，你们怎么确定是你们的干预导致了功能恢复，而不是自发恢复？”

    曼因斯坦说：“我们不确定。但这位患者受伤十一年了。你知道在人类脊髓损伤的文献中，完全性损伤十一年后自发恢复的案例有几个？”

    提问的人没有回答。

    “零个！没有人在受伤十一年后自发恢复任何有意义的神经功能。这是医学界的共识。所以，当我们的患者在十一年后站起来的时候，说‘这不是干预的效果’，那才是反科学的。”

    全场安静了，那种安静不是尴尬，是一种被说动了的安静。曼因斯坦能感觉到空气里的氛围变了，从审视变成了倾听。

    报告结束后，曼因斯坦被十几个人围住了。有要求合作的，有索要数据的，有邀请他去另一个学校做报告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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