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的。“

    李姐轻声说，“也没学过医，我就是……不想让他垮掉。“

    “可是你充当了这些角色。“曼因斯坦说，“在很多国家的康复医学体系里，家庭照护者的角色被严重低估了。但我要告诉你，陈建国今天能有这样的身体状况，至少有一半的功劳属于你。“

    傍晚六点，窗外的天色渐暗，研究所走廊里的感应灯次第亮起。所有检查终于全部完成。

    曼因斯坦把陈建国夫妇请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那是一间位于走廊尽头的房间，陈设简洁得近乎朴素——一张宽大的橡木办公桌，两把访客椅，一台连接着医院内网的电脑，以及占据了整整一面墙的白板，上面密密麻麻贴满了各种实验数据图表、手绘的通路图和待办事项的便利贴。角落里有一个小型冰箱，里面放着几瓶矿泉水和一盒奥古斯特从德国带过来的姜味饼干，那是他缓解时差不适的私藏。

    “陈先生，李姐，请坐。“曼因斯坦指了指椅子，自己则绕到办公桌后面，但并没有坐下。

    陈建国双手撑着轮椅扶手，熟练地调整姿势，将自己推到桌前。李姐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从随身包里拿出一个磨得发亮的保温杯，拧开盖子，倒了一杯温水，轻轻放在陈建国面前。她做这个动作时极其自然。

    曼因斯坦看着这个细节，没有说话，但眼神柔和了一些。

    “陈先生，我把今天的检查结果系统地跟你说一下。“曼因斯坦双手撑在桌面上，身体微微前倾，“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按照你们中国人的习惯，你可能想先听坏消息？“

    “先听坏的。“陈建国说，“好的留在后面，能对冲一下。“

    “坏消息是，你的损伤在电生理上被确认为完全性损伤。损伤平面以下的神经传导完全中断，没有残留的任何上行或下行信号通路。这不是意料之外，但得到确认之后，意味着我们的干预策略需要从'修复'转向'重建'——我们要在你的脊髓里从头铺设一条全新的神经通路，而不是试图疏通旧的。这就像是，不是去修一条被泥石流掩埋的老路，而是在旁边开山凿石，建一条全新的隧道。难度更大，周期更长，不确定性也更高。“

    陈建国点了点头，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明白了，还有呢？“

    “好消息是，你的远端肌肉没有发生严重的失用性萎缩，肌纤维的形态和体积保持得还算可以，这得益于你长期的主动训练和被动训练。心肺功能更是超出预期，这意味着你对手术和后续康复的耐受性会非常好。很多人坐了十一年轮椅，身体已经全方位垮掉了——骨质疏松、心肺功能衰退、压疮、泌尿系感染，问题一大堆。你没有。从纯生理学的角度，你比我们预期的要年轻十岁。“

    李姐的耳根又红了，她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保温杯的边缘。

    “还有一个好消息，“曼因斯坦继续说道，他的语速放慢了一些，“你的心理状态非常好。这不是客套话，是我的真实判断，也是入组评估中极其重要的一项指标。我今天观察了你一整天，你没有任何抱怨，没有表现出焦虑，也没有表现出那种病态的亢奋。你只是很平静地接受了所有检查，很平静地听我说坏消息，然后在每一个需要你做决定的节点上，都给出了清晰、理性的回应。这种心理素质，是参与这种高风险前沿实验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技术可以改进，方案可以优化，但一个能够在长期逆境中保持心理稳态的受试者，是不可替代的。“

    陈建国沉默了一会儿。

    “曼因斯坦教授，“他缓缓开口，“我当了九年警察。我们训练的时候，教官说过一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越是危险的时候，越要冷静。慌乱不会降低危险，只会降低你的判断力。'我受伤的那天，是从一座正在施工的立交桥上摔下去的。在空中那几秒钟，我想的不是'我要死了'，我想的是'我怎么落地才能伤得最轻'。后来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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