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载体……的长期安全性数据不足，虽然……动物实验显示良好，但人体……应用还是首次。”

    大家面对着医学创新中最常见的伦理困境：是用还不够成熟的新技术去拯救一个几乎没有其他希望的患者，还是等待更多验证，但患者可能等不到那个时候？

    “杨教授，您决定。”陈院士最终说，“这是您的患者，您的技术。”

    对于新的K疗法，陈院士觉得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原材料”供应商而已。

    杨平看着屏幕上沈国华的影像资料，肿瘤像一只邪恶的八爪鱼，盘踞在胰腺头部，触须已经伸向肝脏、侵犯血管。这是一个典型的、教科书式的晚期胰腺癌病例，代表着实体瘤治疗中最坚固的堡垒之一。

    “用新载体。”杨平的声音很平静，“需要提前准备好免疫抑制预案，预防可能的细胞因子风暴；告知患者和家属，这是全球首例使用该载体的治疗，风险未知。”

    决定作出后，陈院士立刻安排将实验室仅有的两瓶26型载体制剂通过专机送往南都，制剂保存在零下80度的液氮罐中，三博研究所将利用26型载体基因重组K制剂。

    为了方便治疗，沈国华从魔都瑞金医院被转送到三博研究所，李医生跟着一起来到研究所。

    五天后，治疗开始。

    沈国华已经签完了厚达十二页的知情同意书，其中三页专门说明了新载体的实验性质。他的眼神很平静，甚至有一种奇异的解脱感，至少他在为活着战斗，而不是被动等待死亡，对一个绝症患者来说，希望，哪怕是一丝丝，也非常重要。

    杨平让李医生来治疗沈国华，这是他的患者。病房里，大家严阵以待。

    “沈先生，我们要开始了。”李医生说，“过程就像普通输液，大约二十分钟。之后您可能会发烧、发冷、肌肉酸痛，这是药物的副反应，对于这些副反应，我们已经有经验应对，它是可控的。”

    沈国华点点头，闭上了眼睛，药液顺着静脉留置针，进入他的血管。

    治疗二十分钟，严密观察七十二小时。这七十二小时，对沈国华是生死考验，对杨平团队是技术验证，K疗法开始挑战“癌王”了。

    ……

    全球各地，第一批从三博培训班结业的学员，开始了他们回国后的第一例独立治疗。

    巴西圣保罗肿瘤中心，卡洛斯医生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

    他的第一位患者是五十六岁的乳腺癌晚期女性，肿瘤已经转移到骨骼和肺部。按照标准流程，卡洛斯在治疗前做了腺病毒抗体筛查，结果发现患者对5型、26型、35型全部有中度以上抗体阳性。

    “这意味着所有现有载体都可能效果不佳。”卡洛斯对患者家属解释，“我们可以尝试用免疫抑制剂预处理，降低抗体水平后再治疗，但这会增加感染风险。”

    患者的女儿，一位三十出头的律师，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医生，这种疗法在巴西还没有正式获批上市，仅仅是临床试验，如果我母亲治疗效果不好，我们可以起诉医院或中国的技术方吗？”

    卡洛斯愣住了，在训练营，他们学过技术、学过操作、学过并发症处理，但没人教过他们如何面对这种不信任，这已经不属于技术上的问题，而是社会学问题。

    “治疗前签署的知情同意书已经说明了所有风险。”他尽量保持专业，“但作为医生，我必须告诉您实情：任何治疗都有不确定性，尤其是创新疗法的实验治疗。”

    最终家属决定暂时放弃治疗，希望等待更成熟的方案。

    卡洛斯看着患者被推出诊室，心里五味杂陈，在培训班他们讨论的是如何救治更多人；在现实里，第一道关卡却是信任。

    同样的问题在印度孟买以另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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