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下，也会高表达肿瘤细胞表面的靶向标记物。理论上，K疗法载体有可能误伤这些正常细胞。”

    另一个李教授摇头：“杨平教授团队在《自然·医学》上发表的论文显示，在灵长类动物实验中，未发现此类脱靶毒性。”

    “动物实验和人体应用有差距。”吴德昌不慌不忙，“而且，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已公开的K疗法临床数据中，所有病例都是有限次治疗，如果这种疗法未来需要像慢性病管理一样多次使用，长期的安全性数据是缺失的。”

    这句话点中了一个潜在要害，在场专家都清楚，如果肿瘤治疗进入“慢病化”管理时代，K疗法真的有效且副作用小，那么对于某些高危人群或易复发肿瘤，可能会像高血压用药一样长期甚至终身使用。长期安全性，确实是需要时间才能回答的问题。

    K疗法目前临床试验的患者确实只有短期几个月的观察数据，没有长期数据，因为临床实验才刚刚拉开序幕。

    “吴先生，您到底想说什么？”一位国有药企的技术负责人直截了当地问。

    “我们想发起一个多中心、独立验证性的临床研究。”吴德昌环视众人，“不是要复制K疗法，而是要探索基于同样原理、但采用不同技术路线的替代方案。比如，用慢病毒载体代替腺病毒，用不同的促凋亡基因组合，甚至探索非病毒递送系统。”

    他顿了顿，观察着每个人的反应：“这个研究完全公开透明，所有数据共享。如果成功，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开源的肿瘤靶向凋亡治疗平台，任何合格机构都可以基于此开发自己的治疗方案。这比一家公司垄断一种技术，对全球患者更有利，不是吗？”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专家们交换着眼神。从科学家的角度，他们本能地欢迎更多研究路径的探索；但从现实角度，他们也知道这背后的博弈意味。

    “资金从哪里来？”陈教授问。

    “我们的国际基金会！”吴德昌说，“我们不追求短期商业回报，目标是建立公共技术平台。”

    “那锐行和三博……”

    “公平竞争，科学进步。”吴德昌微笑，“如果杨平教授的技术真的无可替代，那再多研究也动摇不了它的地位。但如果存在优化空间，为什么不去探索呢？这不正是科学精神吗？”

    “可是，你为什么这么确定K因子诱导肿瘤细胞凋亡的核心机制是通过激活p53和caspase家族蛋白？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一位赵性教授疑惑地问道。

    吴昌德心里在想：“这是我们目前科学团队的逆行分析，究竟是怎么样，你们自己去想办法搞清楚。”

    但是这些话他没有说出来，只是说：“我们认为是这样的，如果诸位有疑问，能够找到其他的路线，说不定可以跟杨教授一样，成为世界级的发现，我的意思是，及时跟他类似的路线，我们也有办法让你的成果成为世界级的。”

    早餐会结束时，吴德昌与每位专家单独交谈。他对陈教授说了这样一番话：

    “陈教授，您在国内肿瘤学界德高望重。您应该最清楚，中国不能只有一个杨平。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多元的研发生态。今天K疗法成功了，我们喝彩。但明天如果出现其他疾病，我们还能指望总有一个杨平站出来吗？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体系，一套机制，一种让更多‘杨平’能够诞生的土壤，而我认为，你就是可以取得杨平这样的成绩的专家。”

    这番话击中了陈教授的内心，他太渴望获得非凡的成就了，不过吴昌德的意思话里话外要他们去破解杨平的K疗法，然后仿制，而他们可是将仿制技术进行重新包装，利用他们的能量做成一种可替代杨平技术的新技术。

    离开酒店时，助手低声问吴德昌：“老板，他们会参与吗？”

    “一部分会。”吴德昌看着黄浦江对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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