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三儿顿时软了下来，他哀求道：“徐爷，您饶了我吧，我上有八十老母，下有……”

    “文三儿，你少跟我扯淡，你光棍一条，哪来的八十老母？看你这样儿，你就不觉得丢脸？日本人占领北平七年多了，当亡国奴的滋味怎么样你比我清楚，你文三儿还是不是个爷们儿？为什么就没点儿爷们儿的血性？宁可吃混合面当亡国奴也要保住性命，连反抗一下的勇气都没有？你说吧，现在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像狗一样活着，当日本人的顺民；另一个是起来反抗，哪怕是死，也要像条汉子。你选择哪个？”

    文三儿缩起肩膀，低头小声道：“好死不如赖活着……”

    徐金戈的耐性终于到头了，他一掌拍在桌子上，桌上的茶壶、茶碗蹦起老高，他低吼道：“浑蛋！我没工夫和你磨嘴皮子，从现在起，你的一切行动都要得到我的允许，你小子要是敢耍花招儿，我要你的狗命，听见没有？”

    文三儿没想到徐金戈会发这么大火，他被吓坏了，一瞬间脑子里竟是一片空白，他忙不迭地点头：“徐爷，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我听您的还不成？”

    徐金戈把茶钱扔在桌上，起身警告道：“把嘴给我闭严了，要是走漏了风声，你照样儿得死。”

    徐金戈头也不回地走了，只剩下文三儿在发呆。

    文三儿也是很久以后才知道，那天夜里他救了徐金戈的命。在这场中日两国情报人员直接交手的火并中，文三儿居然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此说来，文三儿也算是参加抗日活动了。这件事让文三儿自豪了很久，他这辈子生活过得太平淡了，在1945年3月的这个夜晚之前，他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事，但经过这个夜晚，文三儿的身份变了，他不再是个拉车的苦力，他是抗日英雄了。当然，这都是文三儿自己的想法，别人是不是也这样认为，文三儿可不管。

    其实那天晚上文三儿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他只是把徐金戈送到西四砖塔胡同41号。徐金戈进去后，文三儿抽了一袋烟，随后就开始犯困，于是便坐在车斗上眯瞪过去，后来有个人推醒他，问他去不去白石桥。文三儿摇摇头回答说我这是包车，不拉散座儿。那人转身要走，文三儿见他戴着手表便随口问了一句几点了，那人说十点零五分，这时文三儿突然打了个激灵，一下子清醒过来。他记得徐金戈是晚上九点半进去的，而现在已经过了三十五分钟，按照和徐金戈的约定，如果徐金戈二十分钟后还不回来，文三儿就该去白塔寺附近的抄手胡同，找“鑫元”茶庄的马掌柜，把这消息告诉马掌柜。

    文三儿一算时间，惊出一脑门子汗，崴泥啦，现在离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十五分钟，这姓徐的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八成是出事了。文三儿拉起车就奔了白塔寺，从砖塔胡同西口到抄手胡同东口只有十分钟路程，文三儿很顺利地找到“鑫元”茶庄的马掌柜。这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显得很精明，他不动声色地听完文三儿的叙述，转身从柜上拿了两块大洋往文三儿手上一拍道：“兄弟，从现在起没你事儿了，记住！今儿晚上的事要烂在心里，听清楚了吗？”文三儿一见了大洋便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他连连点头：“您放心，您放心，我文三儿懂规矩。”

    那天夜里，文三儿没回车行睡觉，他先是找了个酒馆，喝了四两“莲花白”，有些高了，从酒馆出来时走在街上瞅谁都不顺眼，先是给了一个老叫花子一脚，嫌他躺得不是地方，不声不响躺在黑乎乎的墙根儿底下，差点儿绊倒了文爷，不给这老东西提个醒还行？

    文三儿脚下绊蒜地走到虎坊桥，又碰到一个老盲人在路边拉胡琴卖唱，这时已是深夜，旁边一个听众也没有，文三儿冒着满嘴的酒气坐在老盲人的对面，还一个劲儿地打酒嗝儿。老盲人哪知道文三儿正想撒酒疯，他还以为来了知音，不然谁深更半夜跑到这儿来听唱？除非这人有病。于是老盲人又把嗓子提高了八度，自拉自唱地来了段《孟姜女寻夫》。文三儿悄悄拿过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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