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儿忧国忧民？”

    陆中庸激动起来，他把酒盅重重放在桌子上：“嘿！裤子里冒烟儿——当然（裆燃）了，我当然忧国忧民了，我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于国民素质，国民素质的低劣导致国家的贫弱，四万万人哪，有思想有见解的人有多少？大部分人还不是浑浑噩噩？就这种素质，你还想抗日？根本不可能嘛！陆某虽一介文人，但对军事问题也有研究，拿淞沪会战来说，蒋先生可谓是大手笔，短时间内调集七十万大军，是全国陆军三分之二的兵力。日本人有多少？一开始只有不足一万多人，后来大举增兵也不过是二十多万人，结果怎么样？照样是兵败如山倒，连首都都丢了，您再看看咱中国历史，金灭北宋，元灭南宋，清灭大明，越抵抗亡国越快，不是没有敢拼命的主儿，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都够硬的，可那又怎么样？史可法的《答多尔衮书》写得倒是气势磅礴，可结果如何？自己兵败被俘，还引来‘扬州十日’，百姓血流成河，这值当吗？从这点上看，人家西方人就比较灵活。法国人也抵抗，打着打着觉得路子不对，德国人忒厉害，抵抗也是白搭，人家**连个愣儿都没打，痛痛快快投降了，战争一下就结束了，别的不提，起码先不死人是真的。您再瞧瞧荷兰、比利时，也都明白着呢，打不过就不打，立马宣布投降，德国人能怎么着？人家能把你灭了？把老百姓都杀光了？不可能嘛，法国还是法国，荷兰还是荷兰，老百姓照样娶妻生子过日子，不过是换了个**嘛。”

    徐金戈给陆中庸斟上酒，附和道：“有道理，有道理呀，听陆兄一言，兄弟我茅塞顿开，老百姓就是老百姓，政治家毕竟是政治家，各自的想法不一样。”

    陆中庸抿了一口酒，侃侃而谈：“对老百姓来说，总得有人管着，不是张三就是李四，谁管不是管？管就管吧，关咱老百姓屁事？咱中国人打仗不行，就得玩软的，日本人怎么啦？他来了咱不招他，踏踏实实做顺民，我看他坦克大炮打谁去。您知道历史上的北魏吗？那是打进中原的鲜卑人建立的王朝，鲜卑人是游牧民族，善骑射，汉人不是对手，怎么办？没关系，您什么也别干，只管踏踏实实过日子，时间总能证明一切，他鲜卑人坐了江山以后总不能成天舞刀弄枪的，又没人招你，你跟谁打呀？坐了江山该享福了不是？得嘞，这好日子一过就收不住啦，咱有的是漂亮女人，你瞧着眼馋不是？没关系，咱白送，你娶十个八个媳妇咱也送，敞开了让你生孩子，孩子越生越多，那些孩子你说算什么种儿？噢，你说是鲜卑种儿，那没关系，等孩子长大再跟汉人通婚，再生的孩子还能是鲜卑种儿？几十年一晃就过去，一眨眼工夫，几茬人的种儿就串啦。您放心，串来串去串不出中国去，这叫肉烂在锅里，外人压根儿就占不着便宜。北魏孝文帝改革，着汉人服饰，习汉人文化，民族通婚，血缘融合，三下两下，您瞧瞧，鲜卑族没了，哪去啦？被融合了，汉人还好好地戳在那儿，可鲜卑人却从此消失，老弟呀，这就是历史，眼光要放远一些，不能只看眼前。”

    徐金戈笑道：“陆兄的意思，眼下对付日本人也得用这招儿，不抵抗，只当顺民，用软功对付？”

    “对喽，这招儿比什么都管用，要不我怎么佩服汪兆铭先生呢，人家那曲线救国的确是高招儿。战争初期，汪先生也是坚定的主战派，在抵抗日本的问题上和蒋先生是惊人地一致，可为什么汪先生后来又改变了主张呢？这就不得不承认汪先生在审时度势方面确比蒋先生略高一筹。原因很简单，在尽全力抵抗之后，发现咱中国根本不是日本的对手，硬打下去，只有生灵涂炭、亡国灭种的结果。他蒋先生倒是可以成全自己的气节，可咱老百姓招谁惹谁了？老弟啊，咱中国人和洋人的观念不一样，西方人讲究‘不自由毋宁死’，咱中国人讲究‘好死不如赖活着’。说句不好听的，洋人的脑子不大好使，绕着绕着就把自己绕进去了，其实这道理是明摆着的，要是脑袋都没了，那要自由有什么用？也不可能有自由嘛，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徐金戈叫起好来：“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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