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没人说他是汉奸?甚至还被说成是民族英雄。照陆中庸看,这两人的区别在于时间上,吴三桂投清早了些,老百姓的脑子还没转过弯来,他自然要多担些骂名,要是晚个几十年,吴三桂兴许就是国之栋梁。清朝入主中原,汉人一开始当然不大习惯,自然要折腾一下,喊喊反清复明的口号,一旦天下大势已定,汉族文人还不是争先恐后地应科举,入仕做官,见了满人皇帝也照样诚惶诚恐地三叩九拜,山呼万岁。世上的事儿就是这样,人嘴两张皮,当然是怎么说怎么有理,陆中庸才不怕别人的闲言碎语,如今既然是日本人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那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闹不好也像清朝入中原似的,二三百年就下来了,中日成了一家人,到那时还有汉奸一说吗?中国的老百姓啊,说到底就是眼皮子浅。再者说了,也不能排除有些人是出于嫉妒,“新民会”就这么好入?是个人就能参加?非也,日本人也要看看你的身份,是不是有头有脸儿,是不是栋梁之材。像什么拉洋车的、扛大个儿的、贩夫走卒、街头的乞丐、窑子里的“大茶壶”,想入“新民会”?门儿也没有,日本人可丢不起这个面子。
“广义轩”茶馆是陆中庸常来的地方,茶馆的楚掌柜知道陆中庸是《新民日报》的总编,日本人的红人儿,是个惹不起的主儿,于是一心想巴结他,便把靠窗户的那张桌子定为陆总编的专座儿,不管有多少客人,只要陆总编不在,那座儿永远空着。
陆中庸这两天正为写一篇文章而苦恼,听说在日本的北海道最近挖掘出一座古墓,出土了几个中国南宋时期的蛐蛐儿罐儿,上面还有彩绘的春宫图。陆中庸灵感忽至,打算写一篇关于中日两国友谊的文章,题目也起好了,叫作《逝去的战争》,听起来很刺激,其实他所说的战争是指远在唐宋时期中国诗人和日本和尚之间的蟋蟀之战,陆中庸以此来论证中日两国的友谊交往源远流长。
陆总编最近脑子不大好使,总像是一盆儿糨子,才写了几行字就卡壳了,怎么也理不出头绪来,正在抓耳搔腮,忽然听见身后有人问:“对不起,敢问这位可是陆中庸先生?”
陆中庸转过身来,见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男人,中等个子,穿着一身做工考究、剪裁得体的藏青色三件套西装,系银灰色领带,头戴蓝色呢制礼帽,此人看打扮就是个有身份的人,陆中庸连忙站起来,双手抱拳道:“在下陆中庸,先生是……”
那男人自我介绍:“鄙人徐东平,在南京**财政部供职,此次来北平是因为公事。”
陆中庸打量着对方:“南京财政部,您是汪先生的人?”
“在汪先生手下混碗饭吃,惭愧了。”化名为徐东平的徐金戈恭敬地鞠了个躬。
“哪里,哪里,徐先生过谦了,汪兆铭先生是当今伟人,是中国的一面旗帜,没有汪先生的努力,就没有今天中日亲善的局面,鄙人对汪先生是仰慕已久啊。”
徐金戈做了个手势道:“陆先生请坐,恕我冒昧,刚才我听到茶房称您为陆总编,便猜到您就是大名鼎鼎的陆中庸先生,我经常读您的文章,和您神交已久,很佩服先生的学问和文采,希望和您交个朋友,所以就忍不住贸然打扰了。”
陆中庸听得心里很是受用:“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徐先生,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嘛,如有用得着陆某的地方,徐先生尽管吩咐。”
徐金戈招呼茶房撤去陆中庸的旧茶,换上最昂贵的武夷山“大红袍”,陆中庸道:“真不好意思,让徐先生破费了,改日我请您去‘全聚德’吃烤鸭。”
徐金戈说:“如今这年月,能享受一天是一天,以后怕是享受不到好日子了。”
“徐先生这话是怎么讲?似乎对时局很悲观呀。”
“陆先生,您难道不为时局担忧?别忘了,您和我这碗饭都是日本人给的,日本人要是不行了,我们也就完了。您听说了吗?俄国人已经逼近柏林了,如果不发生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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