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由于奴隶主对奴隶的人身占有，奴隶劳动对奴隶说来不具有私人属性，在封建制度下，由于存在人身依附，农民的劳动对农民来说也不具有完全的私人属性。我们这里重点讨论第二点--劳动与享受的对立。关于劳动与享受对立的形成及其对人类历史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笔者在拙文《劳动与享受》（发表在《江苏社会科学》上）一文中进行过论述，这里只想指出一个基本事实：对现代人说来，劳动仍然是谋生手段。也就是说，人们是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劳动的，如果自己不劳动也能谋生，也能获得享受资料，人们当然更愿意不劳动。因此只有有偿的使用劳动，才能维持和鼓励劳动，才能调动劳动积极性的。等价交换所体现的是公平公正的原则，因此商品经济本身就是人类交作形式发展的高级阶段，当然也是不可愈越的阶段。也许有人会说，等价交换未必一定要采取商品交换这样迂回曲折的形式。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曾设想一种没有货币的调节商品交换，详细内容前边已引用。恩格斯也谈到过：“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社会可以简单地计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一百公升的最近收获的小麦中，在一百平方米的一定质量的棉布中，包含着多少工作小时。因此，到那时，由于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社会可以直接地和绝对地知道，它就不会想到还继续用相对的，动摇不定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而不是用它们的自然的、相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用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348页）。在这里，无论马克思恩格斯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对劳动过程的影响，也就是说劳动者的劳动态度不同，在同样的时间里所创造的价值是存在很大差距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谈到了工作日的长度、劳动强度、生产工具的改进、科学进步、生长周期的长短、生产规模的大小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但从来未谈及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肯定的说，在资本论的研究范围内讨论这一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但对我们今天的问题却至关重要。

    劳动是人类独有的能动的、有意识的活动。正如人是从动物进化而来，人的劳动也同样是从动物本能的生存活动进化而来，从动物的本能到人的劳动，这是人类进化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因为人类对大自然的一切改造和利用都是从这里开始的。但正如一切进步在另一个意义上说来也是一种退步一样，人的劳动所以高于动物的本能，在于劳动是有意识的可以自行支配的活动，而恰恰是可以自行支配也就可以决定自己懒散怠惰甚至不劳动，而对动物是不需要这种担心的。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一个劳动者积极主动另一个劳动者消极怠工，其劳动成果肯定是不同的，如果只根据劳动时间支付劳动报酬，肯定会挫伤积极劳动者的积极性。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社会储存中没有可供分配的东西了。干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大锅饭所造成的不就是这样的结果吗？

    要消灭劳动的私人属性，就必须消灭劳动与享受的对立，使劳动本身成为享受。在消灭了劳动与享受的对立的社会里，如果有谁再说什么劳动报酬，谈什么等价交换，那就是笑谈。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手段，而且本身成为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限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2页）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