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起对外发行一亿元股票，可时隔一年多，股票依旧无人问津、滞销严重。

    彼时国内汽车行业处境艰难，市场普遍不看好，人人避之不及，可杨荣却能看准时机果断出手。

    1991年，他拿出一千二百万美元，收购这家沈阳汽车厂40%的股份。

    随后又通过组建合资公司、股权置换等一系列复杂操作，将持股比例增持至51%，成为绝对控股方。

    而且为了合理避税，他并未以个人名义持股，而是在太平洋百慕大群岛注册项目公司，通过这家离岸公司实现控股。

    1992年，这家离岸公司成为首个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华夏概念股，在此之前，从未有社会主义国家企业实现海外上市。

    杨荣不仅创下了历史，更凭借“史无前例”的噱头，该公司在纽交所获得35倍超额认购，成功在海外融资七千五百万美元。

    此后，他又凭借一系列精妙的资本运作，打造出多家分别在纽约、香港、上海上市的企业，外加大批非上市关联公司，商业版图迅速扩张。

    说实话，抛开迥异的商业运作方式不谈，牟齐中与杨荣本质上其实是同一类人。

    他们都精准抓住了国家经济转型的风口，凭借过人的胆识和敏锐的商业嗅觉，牢牢把握住了时代机遇。

    他们的行事手段，都充满了争议，如同在烈火中取栗、怒海里冲浪，赌性与魄力并存。

    而两人的结局，也近乎殊途同归，最终都黯然落幕，成为那个特殊时代的独特注脚。

    牟齐中的一生大起大落，在富豪与囚徒的身份间反复切换。

    杨荣则在2002年因经济问题涉案，最终流亡海外，销声匿迹。

    不过话说回来，有人精明投机，就有人踏实苦干，人群分布向来遵循正态规律。

    虽然有人偏爱冒险逐利，但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传承的东方大国而言，更多的普通人，始终在埋头苦干、脚踏实地。

    从1978年到1991年，我国改革开放已然走过十四个年头，国内与世界的联系愈发紧密，而最直观的标志，便是“华夏制造”一步步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市场。

    同样是1991年，欧共体宣布对共和国生产的小屏幕彩电征收反倾销税。

    据欧共体统计数据显示，1985年欧洲从共和国进口小屏幕彩电仅五万五千台。

    到1988年，这一数字暴涨数十倍，飙升至一百二十五万台。

    我国出口的彩电占据欧洲16.9%的市场份额，且增长势头依旧迅猛。

    于是为了抗衡来自华夏的彩电竞争，欧美本土厂商不得不降价30%，依旧难以抵挡。

    同年，共和国对美贸易顺差攀升至九十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的全球第二大对美贸易顺差国。

    这就意味着，每年有九十亿美元的资金从美国流向华夏。

    虽说我国产业层级暂时比不上日本的家电、电子等高精尖产品，在各类出口商品中，我们主要是纺织产品成为出口创汇的核心品类，撑起了外贸出口的半壁江山。

    但清晰的趋势已然显现。

    一个世界级的制造工厂，正在华夏大地上缓慢崛起。

    另外，也不能忽视外企企业和合资企业在我国经济中的贡献。

    就像华夏皮尔卡顿公司，由于占着法国品牌的优势，借助华夏人工成本低廉的便利，作为最早扎根共和国的合资企业，也顺势成为助力国家经济发展、推动外贸与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

    近年来在宁卫民和邹国栋的双重努力，皮尔卡顿公司不但成衣出口规模节节攀升，对欧洲和日本的服装厂商出口面料，或者根据订单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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