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没有一点伤感，昂首挺胸向前走，置愣愣地站着不肯回身的父母于不顾。我安慰着桃花的父母，还黔驴技穷地说了些诸如孩子大了不由娘、好女子也应该志在四方此类的胡乱的话。转身要追桃花时，看桃花的父母还没有回身的意思。就愚蠢地以为可能是山里实在是太穷了，在山里一年多的光景，受了人家不少照顾，应该感恩有所回报，就给她父母五百元钱。没料想让桃花的父母以为我有想娶桃花的意思，笑眯眯地嘱咐我好好照顾桃花，他们就放心了。

    回到京城，我也没敢回家见见父母。我总担心着我身上的危险还没有解除，父亲大义灭亲，不用警察，打个电话，他还在部队的下属就能像抓敌特似的，直接给我送大牢里去。就是父亲睁只眼闭只眼，我母亲也会抱怨我一事无成，不能尽孝，摔东砸西，日子也难以忍受。看来家并不是安全的地方，远远地躲着点好。

    没想到还是在派出所见到了父亲。

    我拿着父亲扔下的包裹，赶快逃离了警察的视线。

    打了个僻静的地方，给吕大翠打个电话，想让她转告马大炮，好像是公安部门解除了对我们的追捕，我在派出所呆了一天一夜，警察也核对了我的身份，就没提内蒙诈骗的事。可吕大翠不知道发什么神经，一字一顿地说：“你打错了，我根本不认识什么马大炮！”

    我傻傻地坐在包裹上，思考了好半天，无数种情形在脑子里盘旋，最后我得出马大炮可能已经被捕的结论。吕大翠都不承认认识马大炮了，我还装什么哥们，我也不承认认识他算了。既然不认识马大炮，也就得不认识他所有的东西，也就不能回他租的出租屋了。

    我寻觅到晚上，才在一个机关家属院的地下屋租了一个房间。京城这样的地下屋很多，大都在机关单位办公楼家属楼的下面，不是平时住人的，是防原子弹的，几乎都修建于中苏恶交的六十年代，差不多把京城的地下掏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