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刘坤一的真才实干自然也不能少,而且他和刘长佑一样,都是有远见卓识之辈。
也不知道日本人是如何得罪刘家的,刘长佑早早就对日本提防之极,甚至提出对日本进行先发制人。
而刘坤一也不差,是中国最早提出对日持久战之人。
刘坤一并不是在抗日战争中提出这个策略的,那个时候这位远识之士早就逝去数十载了。
他提出对日持久战是在1894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之中,那时日军侵占朝鲜后又进犯中国东北。由于前期满清参战部队多为淮军班底而屡遭失败,清政府决定派遣湘军出关对日作战,并任命两江总督、原湘军宿将刘坤一担任钦差大臣,指挥六万湘军出关。
不过,当年曾叱咤中华,打遍天下(狭指中华)无敌手的悍勇湘军,已严重老化之极了,比起淮军来枪械更加落后,战斗力不及从前了,远没有左宗棠西征新疆,威逼俄夷,和刘长佑坐镇云贵,俯视法夷的雄风。
1895年1月17日,清军四次企图收复海城,皆失利。2月28日,日军发起反攻,从海城多路追击。3月4日,日军在牛庄重创湘军主力,7日占领营口,9日攻陷田庄台,湘军就此在辽河东岸全线溃败。
初战失利,刘坤一正筹划反攻,清廷却派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刘坤一“三次奏阻,无力回天。愧愤填胸,寸心如结”。
虽然局势恶劣,但是刘坤一并不认为局势无法换回的。
并且在那个时候,他在战略上提出了对日采取持久战的方针。
在《寄督办军务处》电奏中,他第一时间就表示强烈反对《马关条约》:“坤一于新定条约,虽未尽悉,要之让地、赔款两条,目前固难允行,后患更不堪设想,宜战不宜和,利害重轻,事理显然,此固天下所共知,亦在圣明洞鉴。”
接着,他通过对时局形势分析,提出开战的重点:“惟一经决裂,倭心分扰猛攻,自以保京畿,固辽、沈为第一要义”。
“万一京畿吃紧,坤一必抽调劲旅,迅速入卫,以保无虞。”
他分析战争形势,对中方很有利:“但倭奴远道来寇,主客之形,彼劳我逸。近得探报,倭新卒多以老弱充数,饷亦不继。在我止须坚忍苦战,否则高垒深沟,严为守御。倭寇悬师远斗,何能久留?力尽势穷,彼将自为转圆之计。”
他权衡利弊,提出制约日本的重要方针:“况用兵两年,需饷不过数千万,较赔款尚不及半,而彼之所费愈多。‘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要著”。
最后,他表示誓与日寇血战到底的决心:“诸将一闻和约,议愤填胸,必欲一决死战。坤一职在兵戎,宗社所关,惟有殚竭血诚,力任战事,此外非所敢知”!
可以说,他提出的持久战方针是切实可行的,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远非小日本可比,区区蕞尔小邦岂能以武力灭亡中国。
小日军兵力不足,而劳师远征,战线拉长,是兵家之大忌,只要中国采取持久战,坚定抗日决心,发动民众抗战,不断在战斗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那么小日本最后只能失败。
而且当时的小日本,还远没有当年那么嚣张,根本就没有妄图灭亡中国,只是一个想敲诈一笔的强盗。
只可惜以慈禧老虔婆和恭亲王奕为首的主和派胆怯,最终仍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不过,刘坤一的持久战思想在近代历史上仍有巨大的影响力,在之后的抗日战争中也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
后来毛姓伟人《论持久战》和“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等抗战时期的指导性纲领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刘坤一持久战思想影响。
洪天前世想到刘坤一的建议,也曾发出过一声轻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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