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也就是说，李纯在这一过程中未必是被动的，也似乎不会不知情。

    其二:

    在这年六月最早动议皇太子监国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在八月十七日，突然暴病而死。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事出有因，很值得索解。与韦皋上表差不多同时，荆南的裴均、河东的严绶也不约而同地给朝廷发来表章，内容竟然也与韦皋的相同。剑南、荆南和河东，三地节度使相距何止千里，如果没有幕后的指使，这样的步调一致真的很难理解。那么，幕后的指使是谁？从当时的蛛丝马迹来说，就是那些在宫中掌握禁军、拥立李纯的宦官。

    其三:

    在顺宗李诵以太上皇身份迁居兴庆宫以后，李纯是不是还允许群臣和他相见？当事人刘禹锡在《刘子自传》中说：“当时太上皇身体有病，宰相大臣都不能得到召对。而宫掖事秘，建桓立顺，功归贵臣。”直接用东汉末年顺帝、桓帝被立的故事比附李纯的即位，无法不给人这样一个强烈的印象：在此事过程中有外人无法明知的隐情。

    其四:

    发生了罗令则密谋废李纯另行拥立的怪事。这年十月，山人罗令则从长安前往秦州，矫太上皇诏令，向陇西经略使刘澭请兵，谋划废李纯另立皇帝。结果，刘澭告密，逮捕了罗令则，李纯一方面以名马金银财物厚赐刘澭，另一方面诏令禁军审问罗令则，将其党羽杖死。此事的出现与因果存在很多疑点，但是对于李纯来说，最大的便利是借机诛杀了政敌。

    其五:

    舒王李谊之死。舒王在德宗李适时一直是顺宗李诵政治上的强大竞争者，来自宫中的宦官等势力也一直看好他。罗令则矫诏废立，最大的可能也就是利用这样的政治惯性拥立舒王。但是，当李纯即位，舒王的政治价值在宦官眼里也就自然丧失，所以，在刘澭将罗令则押送到长安以后，舒王也就非死不可。《资治通鉴》和旧史中都说他在永贞元年十月戊戌“薨”，这应该与李纯即位后的政治局面有关。

    其六:

    太上皇李诵之死。宪宗在元和元年（806年）正月初一率群臣为太上皇上尊号，正月十八日，李纯下诏宣称太上皇“旧恙愆和”，说是旧病没有治愈，这就等于是向天下宣布了太上皇的病情，此举十分罕见。李纯又说“亲侍药膳”，从当月十六日以后，暂时不听政。然而，在十九日，也就是宣布太上皇病情的第二天，李诵就死于兴庆宫，同时迁殡于太极殿发丧。这就难怪有人估计太上皇早就死了，正月十八日向天下通报太上皇的病情，就是为掩盖太上皇被害死的真相。殊不知，这样做是欲盖弥彰，公布太上皇的病情，恰恰暴露出李纯和宦官的做贼心虚，暴露出太上皇之死的可疑。

    将太上皇李诵直接杀死，正是拥立李纯的那些人为了消除一切可能的隐患，打消那些有着和罗令则等一样想法的人的幻想，目的最终自然不外乎是稳固自己的地位。而李纯个人在当时早已是成熟的年龄，整个过程他自然不会茫然不知，权力的诱惑自然不会使他拒绝对太上皇用粗，利欲熏心，更何况九五之尊！元和十四年（819）七月，群臣讨论给李纯上尊号时，一个宰相主张加“孝德”二字，另一位宰相崔群认为“睿圣”的尊号已经可以包括其含义，不必再加“孝德”，李纯听了怒不可遏，竟然把崔群贬为湖南观察团练使。李纯对“孝德”二字如此在乎，正说明他“内有惭德”，心中有所顾及，这从侧面反映出他很有可能参与了逼顺宗内禅的事件。总之，在永贞内禅、李纯即位的过程中，一定有隐秘而又不能明言的内容。韩愈与宦官俱文珍关系尚好，在他所作的《顺宗实录》中也隐约透露出了宦官对顺宗相逼的痕迹，以致李纯即位以后，俱文珍等屡屡说其记载内容不实，要求下诏进行修改。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