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思起来，二十一条这个是真清楚。不说别的，中学历史就朦胧提道，这可是卖国条约，当时签署时可是历经了渲染大波，堪称民族之耻。

    说是耻，实在是没办法。因为当时中国恐日的气氛为数十年来所少有。恐日的这个情绪，或者说是病态的心理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历史回过头来看，从1895年到现在的1916年，共20年。在这20年当中，1895年一次甲午战争，中国打败，大清王朝败了；1905年，日俄战争，沙俄帝国被日本打败了。日本趁打败大清王朝、打败俄国的那种余威睥睨世界，连欧美都看不在眼里，你中国算什么。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他才敢那样肆无忌惮的来欺负。

    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以及庚子赔款，中国即使沦为半殖民地国家被多个国家瓜分领土，都还没像民国之初那样对日恐惧。因为“门户开放”政策，使中国政府，无论是满清还是民国政府，都作为一个合法的政权被列强认可。

    只有日本，趁着欧洲都在打仗无暇东顾的时候，打起了小算盘，要灭亡中国，所以才有二十一条的说法。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整个过程当中，国人仇日的情绪跟恐日的情绪，这两者是同时存在的。仇恨，是仇恨日本人趁火打劫，提出这样的苛刻的条件来灭亡中国，这种仇恨之气确实是一股民气。但是这个民气没有实力做后盾，这个民气只能是一股窝囊气。

    那么，在这样一个历史条件下，唯一能做的，那就是用艰苦的谈判，用艰苦的挣扎挽回一点对自己有利的条件。在这样一个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说换换别的势力，换换别的人当政，当时也只能这样了。

    袁世凯指挥了整个二十一条的谈判过程，现在我们能见到的，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原本、二十一条的修正本、和日本提出最后通牒的文本。这三本原本的东西，袁世凯在上边用红笔，就用朱笔，用墨笔做了批文，在许多地方做了重点的圈点。除了这些圈点之外，袁世凯对二十一条的条文的批示有70多处长短的批文，指出牵涉到国家领土主权的绝对不谈。

    日本在中国扩大权益，把势力发展到长江腹地，发展到东南沿海的第五号内容，这大家都知道的，第五号内容绝对不谈。这一条不仅不能承认，根本不能谈，坚持住这一条不能谈。他指示外交部，要认清当时强弱的悬殊，耐心谈判，能够谈到对自己最有利的条件。同时说希望拖，把给日本的谈判尽量地把时间拖长，因为日本提出是秘密交涉，他想用拖的过程当中，希望引起欧美列强的注意，进行国际的干涉。这样一直拖了几个月，拖到5月。

    5月6日，袁世凯在《大总统袁世凯致各省电》中称：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可让与或租于他国、聘用日本顾问、中日合办警察、军械等为‘其制我死命最要之点’。在我国不宜因此决裂，蹂躏全局。但应尽心竭力，能挽救一分，即收回一分之权利。日本政府终于恼羞成怒于5月7日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下午6点前答复，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此时的日本摆出大战一场的姿态，军舰在渤海一带游弋，山东、奉天兵力增加，关东戒严，日侨纷纷回国。

    日本提出最后通牒的时候，欧美国家没有一个出来来支持的，甚至于像俄国还打算趁火打劫。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在这天中午前往外交部找陆征祥谈话，他说：“中国已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我到中国40年，和大总统有30年的交情，今天不能不赶过来说几句真挚的话。最后通牒只能回答是或否，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此时欧洲各国无暇东顾，中国政府除接受日本条件外，别无自全之道。”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劝告袁政府“应避免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

    袁世凯在中南海春藕斋召开特别会议，征询了袁政府文武们的意见：“诸位说，咱们是接受，还是给日本打一场？”文武官员们一致认为，只有接受，打不得！

    袁世凯认为日本已收回对中国最为不利的第五号各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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